2002年10月19日大会主题发言

时势造“英雄”

—— 评第一位走红的华裔女作家黄玉雪和她的成名作《华女阿五》

吴 冰

（北京外国语大学）

   “时势造英雄”，此话不仅适用于历史人物，多少也适用于作家。一般说来，凡是生前就出名的作家必有其社会历史原因，对于美国的少数族裔或弱势群体作家，就更是如此。第二代在美出生的华裔作家中，其作品早在40年代就由大出版社发表而且倍受美国当局赏识的只有《华人五女》（(Fifth Chinese Daughter, 一译《华人五女》，1945)的作者黄玉雪（Jade Snow Wong）一人。美国国务院不仅出版了此书多种语言的译本在香港、日本、马来亚、泰国、缅甸、印度和巴基斯坦发行，还于1953年出资邀请黄玉雪前往京都、德里、马尼拉、仰光等45个亚洲大城市做为期4个月的巡回演说。

   《华女阿五》是作者用第三人称叙述的自传，书中关于黄玉雪的部分类似美国文学中通常称之为“成功故事”(success story)的作品。作者声称她写作的目的是要“使美国人更加了解中国文化”，“使华人的成就得到西方世界的承认”，以此堵住所有种族歧视者的嘴。然而她所反映的中国文化读起来更象中国食谱、中国风情、旧金山唐人街简介。这一部分篇幅相当大，且往往和“自传”部分既不协调，也不成比例。后起的华裔作家赵健秀 （Frank Chin,）和陈耀光(Jeffery paul Chan)怒斥黄玉雪为“汤姆叔叔”（Uncle Tom）。从《华人五女》的内容和所反映的中国文化来看，赵健秀等人的批评不无道理。不过，历史地看待、分析《华女阿五》，我们还是应该承认它打破了华人在美国文坛长期“沉默” 的局面，作者多少反映了在美国生长的第二代华人女子的独特经历和心态。

   《华女阿五》一书的种种缺点和不足恐怕不仅仅是早期华裔美国文学中存在的问题，在其他少数族裔或弱势群体的早期文学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而经过编辑的《华人五女》为什么最终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其社会历史原因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对“理论热”消退后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

盛 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年来美国思想理论界的一系列动向表明，上个世纪80年代在美国文坛持续的所谓“理论鼎盛”时期已经过去，美国学界现在又开始了对理论热所造成的文学的衰落和教育领域人文价值观的滑坡现象的质疑和批判。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究竟应从中吸取怎样的教训，本文提出了自己的一点思考和看法，认为应该对我们二十年来所引进吸纳的西方文学理论再进行一番剥析和扬弃，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理论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专题：中美文学文化比较

梦的悲哀——《美国的悲剧》与《人生》之对比

索宇环

(上海交通大学)

   人生充满梦想，青年人尤其善于用梦构筑自己美好的未来人生，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美国人、中国青年、美国青年，并未因肤色、国别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美国作家西奥多·德莱赛于192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美国的悲剧》和中国作家路遥于1981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人生》描写了两个性格与命运相似的青年人所精心营造但终于破灭的人生之梦。克莱德与高加林的人生之梦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相似性：

    (1) 梦的内容——挑战命运、重塑自我。处于社会底层的青年，最容易怀揣不满，胸装抱负。他们不甘守着父辈留给他们的“基业”过日子，而是想闯进“别人”的生活圈。他们想改变身份，提升自我的价值。这是人性中真实的一面。这一面是作家们在生活中耳闻、目睹和感受到的。

    (2) 梦的形成——价值标准转移。克莱德与高加林的人生之梦的具体成形，有其直接和深刻的诱因，那就是社会转型所引发的人的价值标准的转移。美国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中国社会对文化、文明的突然解冻，都强烈地搅动了青年人本已不安分的心。正所谓时事造就英雄。

    (3) 梦的实施——耐劳又施心计, 得意之时忘形。凭着下层劳动阶级所赋予的吃苦耐劳精神和个人粗浅的文化修养所造就的聪明机智，两个青年人在一步一步地改善着自己的生活地位和生活质量。但是，青年人涉世未深，对于梦想的实现急于求成，社会制度和生活环境的弊端，误导着两个青年人沿着歧途去实现美好的梦想。这既是人性的弱点，也是社会的污点。

    (4) 梦的破灭------世事多变, 牛犊难主沉浮。命运好像在跟两位青年人开玩笑：成功的机会不止一次地摆在他们面前，但通往上层社会的阶梯却又时时隐藏着凶险，在经历了短暂的兴奋和德意之后，两个青年人又重重地摔落回原始的起点——被人羞辱，微不足道。好梦难以成真，作家们的自然主义倾向暴露于此。

    美国的悲剧，中国的悲剧，人生的悲剧，都在演绎梦的悲哀！

Representing O’Neill

---- Chinese Theatre In Inter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朱雪峰

(南京大学)

   Since the 1920’s Eugene O’Neill’s plays have constantly been adapted and produced on  Chinese stage. Such events are significant not only theatrically but even more so culturally, providing a good illustration of how Chinese and Western theatres can be brought together within a broad cross-cultural context. Through a historical overview of these events, it can be argued that efforts to modernize indigenous Chinese theatre by means of assimilating Western dramatic traditions have rendered our theatre intercultural. The distinctive national features of Chinese theatre, however, have been retained and sometimes revived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act of representing O'Neill, both in the framework of dialogue-based Western drama and in tha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demonstrates that by virtue of incessant inter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a new Chinese national theatre is now coming into being.

成长的困惑与抗争

——《麦田里的守望者》与《我爱阳光》比较研究

罗 灿

（北京林大）

   本文从童年、成长的含义的角度着手，比较《麦田里的守望者》和《我爱阳光》，一部被称为“中国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品的异同，并从文化角度对两部小说的相异之处进行进一步阐释。

   对霍尔顿来说，童年意味着纯洁、真诚、自由等美好的事物，而成年则意味着虚伪和堕落。或者说，长大就是堕入深渊。《我爱阳光》的主角秦庾则并不满意他的童年，认为那时他是懵懵懂懂地活着。生命对秦庾来说是沿着一条线前进，童年世界与成年世界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渴望平静、自信地生活，却又无法做到这一点。吉吉这个对生活充满信心的女孩及时给了秦庾帮助，她引导秦庾去关注美的而不是丑的东西。而霍尔顿的妹妹菲苾对他的帮助则纯粹来自于儿童的纯真，是纯真让霍尔顿看到希望。

霍尔顿拒绝长大，秦庾则只是有些迷惑，他其实渴望长大。产生这一根本不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美文化的差异。一方面，强调个人主义的美国社会相对比较冷漠；另一方面，纯真（innocence）这一概念极富美国特色，与清教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则强调克己修身，无知、不懂事是中国文化对童年的基本概括。因此，童年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是理想的生活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爱阳光》并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推销员之死》在中国

吾文泉

（南京大学）

   八十年代初，当中国话剧开始出现危机之时，密勒带来了他的名著《推销员之死》，北京人艺于１９８３年５月上演这出旷世之作，佳评如潮，成为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后出访香港﹑新加坡等地。对《推销员之死》我国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它是针砭时弊的佳作．“美国梦”破产的典型和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手法融汇的实例，是描写小人物的现代悲剧。

   其实这部社会心理悲剧之所以适应各个时代人们的欣赏心理，是因为其在隽永的艺术成就背后，深藏着对人性虚假一面的否定和对深受其害者的同情，其现实意义是永久的。

专题：美国戏剧

罗丝：田纳西•威廉斯永远的缪斯

——评罗丝的形象嬗变

李莉

（天津南开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

   田纳西•威廉斯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戏剧家之一，他在作品和现实生活中对女性问题的关注是其文学创作的主要特色之一，而他与他的姐姐罗丝共同经历的人生之路以及罗丝对威廉斯的妇女观产生的不可预测的影响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过程。罗丝在威廉斯的不同时期的不同剧作中，以不同的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不同的形象嬗变，表现了威廉斯对姐姐以及其他女性的同情、关切、支持和美好的祝愿。本文拟从剧作家与姐姐的生活经历和他的重要剧作如《玻璃动物园》、《夏日与烟》和《蜥蜴之夜》两个方面探讨和评析威廉斯笔下的罗丝形象，进而揭示威廉斯笔下的女性发展历程。

   是他姐姐悲惨的人生经历为威廉斯提供观察美国社会所有女性的窗口，毫无疑问，威廉斯积极进步的妇女观正是源于他与罗丝的密切关系。威廉斯把对姐姐罗丝深沉的爱和关切全部融入到他的戏剧创作中去，例如在《玻璃动物园》、《夏日与烟》和《蜥蜴之夜》中，他对罗丝的命运作了不同的安排，表现了他对姐姐和其他女性的美好愿望。在《玻璃动物园》中，罗丝是以一个不幸女人的形象劳拉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但威廉斯并不甘心让姐姐在他的作品中毫无希望和前途，在《夏日与烟》中，罗丝是以阿尔玛的角色重新出现在观众面前的，阿尔玛不同于悲观懦弱的劳拉，剧作家以深情的笔触赋予她更多的与传统角色抗争的勇气和力量，使其成为逐步觉醒的女性。在《蜥蜴之夜》中，罗丝的化身演变为两个独立的新女性的结合，汉娜和玛克辛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展现了完美无缺的女性形象。

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胜利

——谈《榆树下的欲望》中超越悲剧的意义

姜萌萌

(西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九二四年,美国伟大的戏剧之父尤金·奥尼尔完成了震惊世界的悲剧杰作《榆树下的欲望》。在这出戏剧里，人类理性与情感这对既对立又相互制约的矛盾始终贯穿全剧，构成了剧中人物性格的外在冲突和内心冲突。整出悲剧以此冲突为线索，逐步展开，此起彼伏，在结局处达到了高潮。剧中人物理性与情感之间激烈的较量，正如日神阿波罗精神与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的对垒，形成了悲剧的戏剧性，也反映了其社会性和时代的要求。

   全剧以日神的惨败,酒神的胜利而画上了句号。因为日神给人们裹上梦幻的外衣，是想用那刺眼的金光遮住他们的慧眼，让他们在自欺欺人、尔虞我诈中迷失生活的方向。而梦再美也有梦醒时分，人类并不会永远被欺骗、愚弄，他们当中的勇者、智者逐渐看到了这束缚自由和人性的黑暗与无耻。他们要冲出这肮脏的牢笼，去体验新的人生。而酒神便成为了他们的向导和良师，在他的带领下，人们放纵情感，向一切旧的道德制度挑战，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正是在这忘乎一切的反叛、狂欢和自我毁灭中，他们尝到了久违的，最原始、最纯洁的快乐，体验到了超脱和自由的快感，获得了超越人生悲剧的意义。

继承与继承的困惑

——评奥古斯特•威尔逊的《钢琴的启示》

张耘

（北京外国语大学）

   威尔逊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戏剧史上最成功、影响最深远的戏剧家。他1990年获得普利策奖的《钢琴的启示》一剧引起了美国众多媒体强烈的反响。该剧背景是30年代的美国钢琴与音乐，尤其是爵士音乐紧密关联，而爵士音乐是当时以白人为主流的美国社会给黑人留下的一个窄小的通道。此时的黑人如果过分坚持自己的文化，便永远不能进入主流社会；但是他们如果千方百计地设法进入主流社会，又会失去了自我。

   该剧通过查尔斯姐弟伯尼丝和威利小子如何为继承家中一架极不平常的钢琴所产生的矛盾、冲突而展开。这琴是全家人争取自由和解放的象征，是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换取的，它好似一个图腾竖立在屋子中央，它也是已故的亲人和现在的查尔斯一家人的连接的纽带。正是这钢琴的有力的音乐和伯尼丝响亮的歌声给予了威利小子强大的支持，使他在与奴隶主萨特的鬼魂的拼搏中取得了胜利。这场驱走鬼魂的战斗也是一场铲除黑人头脑中旧日阴影的战斗。

从《安娜·克里斯蒂》中海的象征看尤金·奥尼尔的悲剧人生观

赵亚珉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

    有“美国悲剧之父”之称的尤金•奥尼尔，在其海洋剧《安娜•克里斯蒂》中，以大海为象征，以大海——陆地作对照，生动地描写了安娜•克里斯蒂的堕落和新生，揭示了神秘命运的不可抗拒性，反映了水手的凄惨生活。本文试图分析尤金•奥尼尔悲剧命运观的形成以及剧作家如何在剧中以大海的意象来揭示生活的本质的。

评美国当代电视情景喜剧《赛因菲尔德（Seinfeld）》

孙建秋

专题：美国作家作品专论：战后小说

理想、现实、责任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原型

申劲松

(西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美国小说家塞林格(Salinger)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发表以来，评论界对该书的评论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拟以英雄原型的模式之一“入门仪式”（ “出走”、 “转变”及“归来”）和“现代人”这两个原型为基点，对该书主人公霍尔顿及其经历进行新的解读，以期说明霍尔顿并非是一个彻底垮掉而是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年青人这一主题。霍尔顿完完全全地生活在现代，对“此时此刻”具有完全清醒的意识并充分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从无知幼稚到涉世成人（即干练成熟、变为社会团体正式成员）的过程中，他经历了一系列痛苦的艰难磨砺,在理想与现实间彷徨和徘徊，他的理想也在强大的现实力量重压下破灭，但他最终回归现实并肩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

本文同时证明了小说原有的“闭合式”结尾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历史的重构与艺术的乌托邦

廖七一

(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

苏珊·桑塔格的《在美国》是以真实历史人物为原型的传记小说。但桑塔格并不满足于再现历史的真实，而是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重新阐释莫德耶斯卡的艺术人生，并将作家个人经历、艺术理念和批判意识溶入传记小说，使小说成为史实、想像与作家意识的有机结合，成为作家批评社会痼疾、争取妇女解放、肯定自我价值的载体。以此同时，小说在不同文化的冲突中刻画了主人公自我放逐与自我重塑的艰难历程：她自愿选择了“一个边缘位置”，希望寻求一块精神的净土，以获得自我的复苏。这就使小说带有弗莱所谓的“前类型情节结构”。此外桑塔格将艺术与人性的解放和升华结合起来，她认为，文学是“一种救赎”，文学能“给人以更美好的观念和更美好的情感”。桑塔格同时告诫读者要改变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和知觉方式，避免对艺术作品进行片面的、简单化的理解或诠释，而是要求读者在领略艺术的丰富性、复杂性和似是而非的审美活动中认识艺术的救赎功能。

 落败的抗争者

—— 约翰 • 厄普代克笔下的兔子哈里

郝蕴志

（南开大学）

约翰 • 厄普代克（John Updike）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在他众多的作品里，有关兔子哈里（Harry Angstrom）四部曲中的第一部《兔子，跑吧！》自1960年出版以来，一直强烈地吸引着众多的读者和文学批评家的目光。该书无论在内容和写作风格上，对当时的美国民众有着深刻的影响，而小说的男主人公则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本文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从兔子的心理、性格及人格出发，用精神分析法对其行为进行分析，认为兔子对死气沉沉生活的抗争和对幸福的追求之失败，除了有当时社会、历史及价值观方面的原因，自身存在的弱点，如幼稚、缺乏心态调整能力，也是使其最终成为悲剧性人物的重要因素。

兔子四部曲中的宗教问题

刘风山

（聊城大学外语学院）

It can be seen through Rabbit's understanding of religion that Rabbit's age is one when "God has killed all churches." In the absence of an idealized God, modern Americans represented by Rabbit feel uneasy and spiritually empty all the time and, like Rabbit, attempt eagerly to find possible spiritual sustenance. From the Lutheran and Episcopalian churches of the 1950s Rabbit cannot find enough relief. A God of chaos in the form of a black Skeeter and his evangelist in the form of a hippie Jill in the 1960s can neither satisfy him without check. While the church of the 1970s is heavy with homosexual tint, Rabbit, however, feels he has found a real relig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feels the idealized God is still remotely distanced from him, and he himself is immensely belittled. The pervading religious revival campaign on radio in the "Rabbit at Rest" days makes Rabbit more bitterly sense that God has really died. He finds that he can't turn himself on for Him any more. Of course it is not only Rabbit's problem. This paper tries to prove that Rabbit's religious history is all the modern Americans' religious history and that modern American religion experiences a change from traditional to untraditional , from impotence to comfort the populace to a stage of death.

在路上，但路的尽头……

——从《在路上》的主人公狄安·莫里亚蒂谈起

王元陆

（北京外国语大学）

二战后，物质极大丰富的美国社会并没有建成“山上之城”和人间乐园。恰恰相反，在空前的丰裕中，美国社会的“单面性”(One-Dimensionality)——它拒绝任何超越事实存在然而又合乎人性的价值标准、道德观以及行为方式——引起了文学家的思考。垮掉派的代表小说家凯鲁亚克完成和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的《在路上》(On the Road)就是这种思考和随之而产生的忧虑在文学上极好的体现。《在路上》的主人公狄安在美国文化中的经历折射了美国社会单面性的狭隘和对个体存在的压制。

狄安属于美国文学传统中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物形象序列，但他的逃遁和追寻又有别于以往美国文学中人物的逃遁和追寻。这种不同体现在他所面临的空前强大的“单面”社会对个体自由和存在的压制上。在“单面”的社会里，他没能，也不可能，找到一条独立于社会的肯定自我的途径。但这并不意味着逃遁与追寻毫无意义，因为敢于对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提出质疑并进行反抗的勇气本身就是所有意义的源泉。在综合小说文本事实和美国20世纪中叶文明特质的基础上，笔者最终指出在文学意义上，狄安的故事同整个欧美文学传统，尤其是美国文学中逃遁(escape)与追寻(quest)母题一脉相承；在文化意义上，以狄安为代表的垮掉者们继承和延续了美国人血脉中崇尚个体自由和抵制文明对人性压制的个人主义传统。

专题：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再现

中国人的文化身份与中美大众文化的表述

江宁康

（南京大学）

       S．霍尔认为文化身份的确立有二途：其一是把文化身份看作一群人在共有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代码基础上产生的连续的、稳定的意义架构；其二是在承认群体共性的基础上重视内在的差异性，将文化身份看作为历史长河中不断变化的意义建构。但是从中美两国的当代影视和畅销小说的主人公形象中我们发现，中国人的文化身份过去往往被表述成东方式的(Oriental)或次一级的（Subaltern）文化架构。近年来随着东亚和中国经济的崛起及中美文化交流的扩大，对中国人形象的表述和解读有所变化。可以说，霍尔的“二途”在解说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时都有意义，缺一不可。

       从较早的中国功夫英雄李小龙到近年的成龙，他们所展示的仍然是带有异域色彩的东方武术，一种在美国中下层社会打拼的“生存技艺，”是被R. 凯利归为与紐约哈莱姆黑人英雄一类的银幕形象。在一些大众文艺作品中，中国文化的神秘及落后的一面被当作一种民族的文化象征而受到一再的表述。即使如哈金获（美）国家奖的小说《等待》也不能完全避免这一表述模式，书中主人公的未婚妻生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北方，却竟然还是曾裹过小脚的女人。这种对中国文化身份的“稳定”表述说明了“美国语境”中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思维定势。

但是，中国人的文化身份近年来在一些作品中有了变化。N. 莫莉思的《Lost in Translation》（1998）讲述了一个西方女子与中国丈夫在当代中国的经历，解构了东方主义把中国文化女性化的传统。至于《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视连续剧则把一个中国男性英雄的形象建立在美国的背景上，这个人物已不是靠神秘的中国功夫，而是靠智慧及冒险精神立了起来。于是就有人从中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另一面，如白杰明认为其中王启明在纽约一家妓院的镜头表现了中国当代的狭隘民族主义。在近年来美国迪斯尼乐园里，中国传说中的女英雄花木兰故事已成为乐园花车游行的一个保留节目，大批游客见到的已不是那种裹着小脚的病态女人形象。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积极面也被重新发掘出来。

中国人的文化身份在中美大众艺术形象中已经出现了变化，但是，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仍有待进一步的创造性建构。中国文化的地区性和时代性差异、中国文化在本土和侨居地的差异及传统中迄今未变的文化积淀等等问题十分复杂。我们在考虑到从传统稳定性和历史变化性两方面来阐释中国文化时，应该把霍尔的文化身份理论略加修正，即文化身份的建构过程也是对一个稳定的文化传统的不断发现与再阐释的过程。

莫若以明

——庞德之于中国文化功过论

王贵明

（北京理工大学外语系）

     本文以庞德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讨论为出发点，从中外文化交流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借鉴原则（翻译和学习原则）和批评原则两方面，探讨国际文化交流的规律和准则。同时，

针对国内庞德研究中出现的过激甚至错误的批评观点——有的学者对庞德与中国的关系采取敌视的态度并给庞德冠之以法西斯集权主义者和肆意篡改和背叛中国文化的文化霸权主义者，本文试图以例证的方法（主要讨论庞德的翻译和诗歌创作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来阐明：国际文化交流中，借鉴原则强调尊重文化引入方的借用意图和选择意志，尤其应考虑引入方的国情特点、具体引入者（一般指作品译介者）的人品、艺术个性及其对被借方文化的认识程度和情感关系等因素；文化批评的原则注重批评的客观性，要求批评者尽量避免运用不适当的理论基础和采取不适当的批评视角对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做主观臆测，从而导致不应有的文本误读，甚或中伤批评对象。

镜像后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

——试析美国早期戏剧中的华人形象

李琤

（南京大学）

任何一种文化对异族文化的反应与接受，投射在作品中是异域形象的“再现”，隐匿于其后是进行着主体选择的“自我”，而这番来去的背后则反映了两者各自所处文化与意识形态空间的差距。对文学作品中异国形象的研究其实也是对异种文化间所存在的距离、造成距离的因素以及其间调和甚至认同的可能性的探求。作为东西方文化典型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交流经历了不同历史阶段。本文试从美国早期戏剧中的华人形象入手，比较不同时期美国剧作者塑造的华人角色的变化与异同，分析中美文化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交流与互动。

专题：文学批评与文学史（1）

后现代主义

赵一凡

（中国社会科学院）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个时髦概念，也是一个多义词。在拉丁文里，post指某物某时之后。英文中，它表示田径场上的终点。据此，简单意义上的后现代，无非是以现代主义(Modernism)为界，强调与之有别，后来居上。但在哲学层面，后现代又与现代性

（Modernity）相关。在此前提下，我们不妨把它理解为“各种批判、修正或超越现代性的努力”。我们知道，现代主义通常指一种文艺类型，或一个文艺时期。这时期一般从1857年算起，因为那一年绽开了两朵现代主义奇葩，它们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而俄裔作家纳博柯夫1958年在美国出版畅销书《洛丽塔》，则象征后现代文学粉墨登场。然而后现代主义不仅仅与文艺有关，它还涉及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以及西方文明的未来走向。在此要害处，后现代主义便与传统人文概念格格不入，难以通约。首先它拒绝被纳入某个学科系统。其次，它具有新思潮的古怪特性，即理论旅行与话语增生。作为旅行理论，后现代主义四处游荡，不断改变面目。作为话语场，它又向各国学者提供空间，让他们的意见在其中彼此争夺、反复填充。如此旅行与增生的结果，是形成一种广义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它繁杂多义，变动扩张，莫名其妙地流行，却不知向何处去。

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什么？为了给它下定义，说明它的道理，或提出反对理由，人们已经争论了半个世纪，迄今尚无定论。提醒大家：后现代理论仍在发展，而欧美学界针对它的系统研究亦在酝酿中。同时，后现代主义的旅行与增生业已波及中国。十多年来，国人或为其时髦所吸引，或为其怪诞所困扰。

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

刘建华

（北京大学）

    针对近来国内一些学者出于后现代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物、它只解构不建构、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无益等因而否定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本文试图从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与中国、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解构主义、女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启示等方面总结归纳点不同意见，探讨一下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的思路。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

朱新福

（苏州大学）

    简单地说，生态文学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批评。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到目前为止，在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并在创建生态文学批评理论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Benito Cereno与后殖民话语

韩敏中

（北京大学）

    麦尔维尔的中篇小说“Benito Cereno”（1855年初次发表）涉及贩奴船上的黑人起义，因此，在后殖民话语渐上升为主流话语的过程中，也越来越凸现其重要性。但是如果稍微看一看150年来评论对它说过什么，我们会发现文学批评多少总是受制于批评者所处时代的话语体系，一百多年中，批评家在种族问题上的感觉几乎像小说中的美国船长（作品中的第三人称有限视角人物）一样迟钝。那么在当下，谈Benito Cereno几乎只谈种族、奴隶制问题，而且几乎总是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即麦尔维尔大大超越了自己的时空局限，不受制于他的时代的话语体系，不能同当时的人交流、只能被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人理解，这本身是否也说明了对作品中许多复杂问题的漠视，对麦尔维尔可能有的复杂情感的简单化，对主流话语的盲目追随？

《美国通俗小说史》导论

黄禄善

（上海大学）

    战后美国文学呈多元化趋势。过去一直遭排斥的通俗小说，也逐渐摆脱了亚文学的附庸地位，成为新的文学批评热点，并最终在权威性的文学通史赢得了一席之地。这种文学格局的改变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热潮有关，同时也与60、7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不无联系。目前，通俗小说的创作已经十分繁荣，有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文学史的编写刻不容缓。通俗小说具有流行、畅销、消遣等多重属性，但究其本质，它是一类颇受欢迎的文学模式，这种文学模式是一系列特定的文化形式与相对稳定的艺术框架的有机结合。“模式”不但决定通俗小说的艺术构成和艺术品位，还决定了它的发展和衍变。通俗小说发端于西方小说草创时期，是带有商业印记的西方小说进一步市场化的产物。早期通俗小说完全派生于严肃小说。反过来，它又影响严肃小说，推动严肃小说的发展。到了19世纪末，通俗小说的发展趋于相对稳定。这时候，它一般不再借鉴严肃小说，而改以向内部纵深发展。其主要手段是，各类通俗小说相互融合。与此同时，严肃小说也摒弃了通俗小说的一切影响，在现代主义的高雅艺术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20世纪下半期，现代主义已经完全走进了死胡同，严肃小说和通俗小说又从相互分离逐渐走向融合。两百多年来，美国通俗小说走过了一个模仿、成熟、发展、繁荣的历史进程。

专题：文学批评与文学史（2）

沧海桑田本源依旧

——谈美国文学主题的嬗变

姚乃强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文学记叙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罗万象，无所不容。但是古今中外，有几个主题或题材是作家们津津乐道，乐写不疲的，如爱情、死亡、战争，等等，被称为永恒的主题，（perennial or recurrent themes）。

    然而，在不同的民族、国家或地区都有一些被作家着重描写或偏爱的主题，形成了该民族、国家或地区独特的传统。当然，这种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历史的演变，文学的主题也在不断发生嬗变。

    那么，美国文学有哪些传统的主题呢？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哪些变化？

    文章作者认为“地域意识”（sense of place）、“个性自由”（individualism）、和“美国梦”（American Dream）是美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三个重要主题。文章通过对各个主要时期的一些具有代表性作品的分析，指出这些主题在美国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的表现，但沧海桑田，本源依旧。

    最后，文章探讨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对当代美国文学主题的影响。

一场后现代的盛宴

——论约翰巴思的《迷失在游乐场》和《客迈拉》

徐凯

（上海外贸学院）

    美国国家图书奖1973年得主约翰•巴斯是二十世纪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的杰出代表。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名下已有十二部长篇小说和两部评论集。其中《迷失在游乐场》和《客迈拉》两部小说集中体现了巴斯独特的后现代主义风格。

    巴斯集小说家和理论家于一身。他的小说创作和理论建设互相渗透、互为补益。《枯竭的文学》（1967）和《补益的文学》（1980）是巴斯众多文学理论随笔中的最负盛名的篇目，一直被评论家奉为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宣言书。

    巴斯的主要创作思想在这两篇文章中有集中体现。本文以此为依据，试图从主题、结构、叙事策略、元小说和作者闯入等方面解读上述两部小说。本文对两部小说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将巴斯与艾略特、乔伊斯、马克•吐温、夏洛蒂•勃朗特、约翰•福尔斯以及中国当代作家潘军作相关比较。作者指出：巴斯不愿作传统阴影之中的舞者，他超越了传统小说中的时间顺序、因果关联等创作理念，着意于主题的统一而不在于情节的连贯。巴斯的两部小说表明：小说已不再是对现实的模仿，而本身即是一种自足的现实，它与客观世界的唯一关联即是要去改善这个世界。

    笔者最后指出：巴斯具有明显的“寻根情结”——即通过对希腊神话等源头文学的重新利用，使之焕发新的生机。尽管巴斯在这两部小说中有时未能抵达他所期待的“补益”的彼岸，但他的大胆的尝试无疑给当时踯躅于十字路口的美国小说注入了极大的活力。

纪实小说：国际性的文学现象

----兼评美国的新新闻主义和中国的纪实小说

张素珍

（徐州师范大学）

    当代纪实小说的崛起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日益高涨的世界性的文学写实主义创作精神和纪实文学热的感染反应。美国新新闻主义是该潮流先驱。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与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和盖伊·塔利斯﹝Gay Talese﹞这四位美国当代著名记者和优秀作家的积极尝试、辛勤耕耘及大力提倡分不开的，他们是这个流派的开拓者和中坚，他们的创作思想和作品影响了一大批作家，造就了新新闻主义队伍。纪实小说已呈现国际性的文学现象，许多优秀的作品纷纷登上各国文学殿堂。文学从虚构向非虚构转变，从世界范围来看己成为大趋势。

    中国的纪实小说诞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崛兴于九十年代，它的发展基本上与世界的纪实热同步。我国纪实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广大读者的需求的。中国学者和译者的努力对我国的纪实小说的崛起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杜鲁门·卡波特曾预言：新新闻主义在有待开发的文学领域中是最终也是最伟大的一块文学园地。今天，新新闻主义应该是一股严谨的富有创造性的文学潮流。现在他的预言正在或也已经成为现实，究其原因，纪实小说作为特定社会的产物它具有永久性历史文献价值、社会认识价值和独特的审美价值。

Huckleberry Finn’s Stubborn Oedipus Complex

单小明

（聊城大学）

    The mysteries of Huckleberry Finn’s obstinate determination to free a runaway slave and his refusal to be civilized can be tentatively explained by Huckleberry Finn’s stubborn Oedipus complex where his strong attachment to his mother figures makes invalid the threat of his father no matter it is his biological father 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a father even though it is always there to pose as a threat of castration to him, a fact that can be worked out from the meticulous description of Huck’s internal conflicts between the id, ego, and superego. Unlike other Oedipus complexes where children, out of fear of their fathers and the threat of castration, allow superego to suppress id to end up with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their fathers, Huck’s Oedipus complex is unique and stubborn in that his primitive drive to be united with mother figure gathers forces in the course of his adventure instead of being repressed and restrained, and his father, both in the form of a biological father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father, does not function very successfully as a vital factor in Huck’s coming of age though he never loses a moment to hold control over him and threaten him into giving up his primal urge and identifying with himself. The Oedipus complex remains to originate in Huck’s impulses to free the runaway slave Jim and refuse to be civilized in defiance of the values, morals and beliefs of the vulgar world which tells him to do just the opposite. The id contains all of Huck’s primal urges of being united with his mother-substitute and the superego functions as an antidote reversing his primal drives. When the primal drives are too strong and the superego does not work efficiently, the resulting ego is Huck’s determination to free Jim, to refuse to be civilized and to choose to continue to flow downstream. The novel ends with Huck’s comment that he needs to head west before they try to civilize him. He has already tried to become civilized once before and does not like it. He can hardly fit into a society that needs his identification with a father, with his role in society where he has got to act at the demands of social pressure and reality. If he cannot dissolve his Oedipus complex to start the development of superego, or, to put it in a more straight forward way, get himself vulgarized, he still needs to “light out for the Territory ahead of the rest”.

专题：美国诗歌

种族·性别·诗歌：论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黑人女诗人的创作

袁德成

（四川大学）

在上一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的黑人文学艺术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涌现出大量的黑人作家和艺术家，这段时期即美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在此期间崭露头角的诗人如康梯·卡伦（Countee Cullen），琼·图默(Jean Toomer)和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等现在大多已经载入史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文学史上留名的诗人都清一色是男诗人。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大多数文学批评著作都没有论及这个时期的女诗人，即使提到时也评价甚低。这种现象表明，对黑人女性存在着传统的性别歧视，即认为她们主要的职能是传宗接代，抚育后代和超持家务，而不是创作文学作品。此外，批评家们还对她们的诗作抱有偏见，认为她们作品均以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为范本，走的是“风

雅派诗歌”（the Genteel Poetry）的路子，摆脱不了个人狭窄生活经验的限制，属于那种感叹个人际遇或者咏风弄月、没有种族特性的作品。他们还认为，这种因循守旧、充满感伤请调的诗歌与同时期男性黑人作家那些具有鲜明的黑人种族意识、富于抗争精神和战斗性的作品相比，简直是大相径庭，其艺术价值即使有，也是不足道的，且无助于“黑人美学”的建立。上述看法其实大谬不然。可是长期以来，由于它们在评论界占主导地位，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黑人女诗人的作品因此一直遭到忽视或误读，其形象也被歪曲。在历年出版的美国文学选本中，“许多（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优秀的……黑人女诗人被排除在外”。直到上一世纪末期，随着多元文化理论和妇女研究的兴起，这种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女诗人们尘封已久的作品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批评家们也开始重新认识它们的价值。本文拟从黑人文化研究和妇女研究的角度切人，分析这些作品的主题、风格、隐喻和意象，从而揭示其为人忽视的特质，如反种族压迫、反性别歧视的战斗精神、种族自豪感、对白人文化的拒绝认同、重建黑人文学传统的努力等，并据此阐明它们与休斯等男诗人创作的“新黑人诗歌”在本质上是毫无二致的，理应正名并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追求无上虚构：论史蒂文斯的诗想象

陈彰范

（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

史蒂文斯惯于在现实的瓦砾废墟上铺述文字想象之屋。他无视地点，时间和历史，任凭想象内在的千里眼与宽阔的视角，竖立头脑中的建筑，记载救赎世人的寓言。他拥有语言绘画的能力，擅长在世俗平常的景观中，透过 想象，踵事增华，烘托形塑出独特的个人哲理与宇宙观。

本论文将分析史蒂文斯不同时期的诗作以探索他如何运用犀利的听觉和视觉官能，表现他自我极度内在的世界；一睹诗人如何将外在的景观内象化。真理并非外在观察拾得，而是内在省思的结晶。史蒂文斯早期的诗作，例如《彼得. 昆斯弹琴》内容符合主题的变奏形式。透过诗人的想象，质疑基督教的教义；《舅舅的单孔眼镜》标题即有诙谐戏剧的效果，造成浪漫题材的反讽；《十三种看黑鸟的方法》里，诗人以丰富的想象，温暖凄冷的大地。史蒂文斯的诗有描述春秋季的欢悦,不过，雪景却是诗中常见的题材。自早期描述荒漠孤寒的《雪人》到晚年大幅思索冬天的作品《秋季的朝曦》，皆可见其偏好。他以冷凝的笔触，开阔的胸襟面对冬天，力邀读者共同礼赞大化宇宙。史蒂文斯以想象形塑诗篇，开拓人生意义，开启理解世相的空间，在人类丧失宗教信心之后，寻觅心灵与外在世界的和谐。

《建立在无上虚构札记》即是表达此种信念的诗作；而《礼拜天的早晨》同样彰显宗教无法满足人类想象力的驰骋，祈求以诗篇取而代之的观点。想象的行动是史蒂文斯反复出现的主题。暗喻人类肉体虽死，遗留人间的不仅是遗骸而且也把观物的模式传递给下一代。即使苍天也呐喊词语的绝望，原来赋诗说辞的想象也能镶嵌铭刻在天际，或是寄托在海滨女人的吟唱里。这是《寄自火山的明信片》和奇威士秩序的理念》等中期诗作的主题。而史蒂文斯在晚年的诗作，例如《岩石》诗集里的作品虽然一贯表达文字对无上虚构的剖白，但也透露出人类身处变异不定，诡谲奥秘情境的迷惘。无上虚构只能凭籍一笔笔“札记”逐渐接近，却永远无法真正攫获。史蒂文斯唯一没有放弃的是：坚信世界必须以内在风景表达自我，凭籍人类意识冥思探索，透过纸笔叙述深层内心的世界。

“一张嘴道出一个民族的话语”

-----读埃兹拉·庞德的抒情史诗《诗章》

黄宗英

（北京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

庞德认为史诗是“一张嘴道出一个民族的话语”。这一论断可谓一针见血，揭示了20世纪美国长篇诗歌创作的一个核心问题—--抒情性与史诗性兼容并蓄。现当代美国长诗大都着力于表现美国文化所蕴涵的多种不同价值与经验。由于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多源化，现代史诗已不同于传统史诗，往往直接通过表达诗人个人的经历、抒发个人的情感，来证实诗人的取值判断，以获得社会的认同。惠特曼《我自己的歌》（1855）歌颂“我自己”，但是他的“自我”却包罗万象，是“一个朴素”而不特殊，“脱离”而又属于“全体”的“现代人”；艾略特声称他《荒原》（1922）不过他自己的“满腹牢骚”，但他的“牢骚”表达了战后西方一代人的精神幻灭；威廉斯的《帕特森》（1946-58）将诗歌置于新泽西的地方文化的氛围之中，使个人的抒情性更好地与社会的史诗性相结合；克兰的《桥》（1930），通过桥这一富有建设性象征意义的意象，构建了一个气势磅礴、包罗万象的美国神话；贝里曼的《梦歌》（1969）以其狂放冲突的思想情感、包罗万象的题材、毫无掩饰的自我揭示，生动地展示了一位悲伤失意的中年美国人梦一般的一生；邓肯的《通道》（1968-87），既通往远无止境的未知，又能进入“我自己的生活”；奥尔森的《麦克西莫斯诗抄》（1960-75）继承庞德、威廉斯的创作传统，将诗人的自我融于他所熟悉的一个当代海边城市—格洛斯特，通过探索有关神话传说、人类迁徙、宗教文学等，从中挖掘出它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揭示了美国现实生活中的“腐败统治”……。本文以庞德《诗章》为例，对长诗创作中抒情性与史诗性兼容并蓄的特点进行综合考察，证明“抒情史诗”的合理性，从而更好地把握美国文学中一个重要体裁。

从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看她的信仰追求

姜希颖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

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1830-1886）从小生活在基督教的文化氛围中，但她始终不愿皈依宗教。男性本位的基督教在她眼里并非神圣的真理；而个人的信仰对她来说，才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爱默生强调诗人要凭借直觉去感受自然，只有接近自然，感受自然，人的灵魂才能真正体验存在。狄金森在其自然诗中正是认真地体现了这种主张。狄金森对自然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她与大自然的对话生动地记录了她一生自我求索的旅程，刻画了她信仰逐步成熟的轨迹，体现了她独特宗教观的形成。

她早期的自然诗作将自然比作天堂，讴歌它的和谐，写它给人类带来的愉悦，但这种热爱之情很快就被一种自然神秘主义替代。随后，她又退回到一个较为传统的位置上审视宗教、审视人生，借助对自然万物的细致刻画来表现自己对人生、对信仰的思考。直到岁月流逝，她接二连三地失去了亲人和朋友，她的诗开始越来越多地表达她对生命的困惑和对上帝的质疑，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希望，因为“信仰退位/使行为渺小----/有一星磷火，/也比黑暗无光美好”。

纵观狄金森的诗歌，我们看到了一个谜一样的女诗人对永恒和信仰的执着追求。狄金森的世界是一个真实的灵魂的世界，而她的使命就是表现她的世界。

世纪之交的老年诗人

徐文博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土耳其诗人柯卡克（Orhan Kocak）在1999年鹿特丹诗歌节上对诗歌创作的现状作过一次相当精辟的归纳：“供给膨胀，需求萎缩”（Hypertrophy of supply, atrophy of demand）。三教九流都在从事诗歌创作，从广告、标语、流行歌曲、到酒吧里的即兴快板歌(rap song), 通统被拉进“诗歌”的范畴; 使得诗歌创作的数量显得大而无当。然而，这些大路货的“诗”是无法赢得读者的; 于是, 有了柯卡克的“著名的牢骚” (famous complain)。为了提高诗歌的质量，推动诗歌创作和传播的良性互动，美国的诗人及其他热心人士近年来利用各种手段——包括每年四月份的诗歌节——来提高诗歌的社会关注力度。经常性地推出一些质量较高的诗选就是一种相当有效的努力，而其中引起较大反响的当推诗人勒曼（David Lehman）主编的《美国最佳诗歌》(The Best American Poetry), 每年一册，每册入选75位诗人的作品各一首。其编选方式为：由总主编（Series Editor）勒曼每年邀约一位当代著名诗人出任客座主编（Guest Editor），与总主编共同负责遴选。客座主编中不乏阿什贝利（John Ashbery）和阿蒙斯(A.R.Ammons)等蜚声海内外的诗坛巨擘。自1988年阿什贝利担当首任客座主编以来，《美国最佳诗歌》每年一册，从未间断。时逢世纪之交，被勒曼邀约出任2000年度及2001年度客座主编的是两位美国桂冠诗人：2000年度为女诗人杜芙（Rita Dove，1993至1995年桂冠诗人），而接任杜芙主持2001年度编选工作的赫斯（Robert Hass）恰巧也是杜芙的桂冠诗人称号的继任者。

世纪之交的这两册诗选遴选作品不拘一格，以诗歌优劣为唯一挑选标准，不照顾著名度和社会地位等因素。阅读之后，总体印象是比较平淡，尽管已被列入“最佳”，却鲜有能使人感到眼前一亮的杰作。不过，有一点倒颇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有十几位70 岁以上（1930年以前出生）的老诗人仍然活跃在美国诗坛，在这两本诗选里占有一席之地，其中不乏上面提到的阿什贝利、阿蒙斯以及威尔伯（Richard Wilbur）等当年的诗坛大腕。他（她）们以古稀之龄，笔耕不辍，令人油然而生敬意。这些老人已经“阅尽人间春色”，他们在世纪之交的诗作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超越了功名利禄等凡俗羁绊，使读者感受到某种在认识论平面上的终极性人生感悟，而同时又欣赏到在脱离了对怪异形式与技巧的畸形追求之后，在寻常诗风中自然透出的一种信手摘来、瓜熟蒂落而又举重若轻的艺术美。

老诗人们的作品大致围绕以下几个主题：对人生意义的深入理解； 对于家庭、爱情的珍惜；对人生终极的坦然 / 淡然面对。从整体上看，他们代表了某种向传统价值观的回归。从艺术追求的角度上看，他们的诗风倾向于清幽飘逸，古雅冲淡，基本上看不到现代主义的痕迹。

专题：美国作家作品专论：19世纪文学

亚当斯和他的政治讽刺小说《民主》

朱炯强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美国小说众多的优秀传统中，幽默讽刺是公认的一大特色，也是美国民族特性在文学中的一种反响，让人刮目相看。马克·吐温是我们最熟知的美国幽默讽刺大师。人们津津乐道于他运用极度夸张的手法，把现实生活中的各类丑恶置于高倍度的显微镜下，让它们原形毕露，丑态百出。然而，在讽刺和暴露美国“民主政治”的真相方面，当首推亨利·布鲁克斯·亚当斯的著名长篇小说《民主——一部关于美国的小说》。

亨利·布鲁克斯·亚当斯(Henry Brooks Adams, 1838 – 1918)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作家， 一八三八年二月十六日生于波士顿的一个官宦世家。他于一八五四——一八五八年年间就学于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学，后长期执教于哈佛大学，同时主编《北美评论》。

亨利·布鲁克斯·亚当斯从小耳濡目染政界群雄的大量绝妙表演，掌握了非常人所能获得的第一手素材。他以历史学家所特有的深邃眼力，经过精心筛选，以妙趣横生的幽默笔触，创作了《民主》这部不同凡响的小说。锋芒所向，把美国的“民主政治”实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由于作品深刻、敏感的主题，小说的发表历尽磨难；但它表现主题的精湛的叙事艺术和散发出的特殊魅力，却使它被列入世界名作之林，成了了解美国政治的一部微型百科全书。尽管它的发表距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那特有的批判锋芒，即使对于我们认识今日的美国社会，也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试论霍桑《红字》的美学价值

姜涛

（哈尔滨师范大学）

    霍桑是人们熟知的美国19世纪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作为当时新英格兰文化伟人之一的霍桑与同时代的文化伟人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如他们都鄙视物欲横流，重视精神世界；轻视群体社会作用，强调个人的社会地位。然而，霍桑还具有同其同时代作家不同的地方，他所关注的是人心灵深处黑暗的一面。《红字》中的主人公海丝特.白兰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从她的身上看到清教主义对人身心的摧残，看到世俗对真实感情的无情压抑。她和狄姆斯代

尔真挚相爱，被一个红字给隔开，被严厉的宗教、愚昧的世俗所无情隔断。然而，海丝特.

白兰没有自轻自贱。现实反而坚定了她对真、善、美的追求的信念。在这个人物身上，在她

悲剧身世的背后，我们体味到了一种崇高，一种激发起来的对美好事物追求的欲望。本文将

从《红字》的悲剧一面切入，探讨《红字》中表现出的美学价值。

专题：华裔美国文学

传奇色彩浓厚的著名华美小说家和艺术家黄玉雪
 张子清

（南京大学）

尽管黄玉雪被汤亭亭称为“华裔美国文学之母”，但她被一般的亚华裔/亚裔美国批评家视为“白化”严重的华裔作家，赵健秀对她和汤亭亭的抨击尤烈。但如果不带任何偏见地深入了解她一生在文学与艺术上的奋斗和取得的成就以及她对待社会、事业和人生的态度，我们便会认为她是一个值得华裔美国人和中国人骄傲的文学家和艺术家。

论华裔美国男作家的主体意识

王光林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在美国的东方主义话语支配下，华裔美国男子丧失了自己相应的主体性，或以易遭征服的女性化她类形象出现，或消失在美国主流媒体的话语垄断之中。近年来，随着华裔美国文学的崛起，尤其是华裔女作家的走红，华裔男子的主体性问题又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拟结合后殖民理论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分析华裔美国男作家赵健秀(Frank Chin)和李健孙(Gus Lee)的小说创作中所显示出来的主体性困惑和追求。本文主要从寻找理想的父亲形象和以暴抗暴，恢复男性的阳刚之气和打破语言这一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垄断几个方面来阐述这两个作家创作中所反映出来的两种彼此相关、但又互不相同的主体性追求方式。赵健秀追求的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英雄形象，挖掘华裔美国男子在美国历史上的贡献，他笔下的男性阳刚形象不同于白人霸权主义式的男性阳刚形象，是对美国白人霸权男性形象的一种挑战，而李健孙追求的则是从美国社会中寻找理想的男性形象，以美国的白人影星和运动健将为自己主人公追求的楷模，最后以到美国西点军校来实现自己的主体定位。.

美国华裔文学的焦虑和误读

张龙海

（厦门大学外语教学部）

前辈诗人对后辈诗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后辈诗人的焦虑，因为他不想在其阴影中创作。这就是哈罗德•布鲁姆“诗学影响”的主要关注。本文用其来分析美国华裔文学的当下状况。布鲁姆认为，前辈诗人的成就和影响无所不在，成为后辈诗人脱颖而出的绊脚石。为了摆脱这一窘境，后辈的强劲诗人学会通过阅读，即创造性误读，变被动为主动，重新发现，重新评价，重新展现前辈诗人的作品。美国华裔作家身处两种文化之中，被中西方的强劲诗人所包围。为了让他们的作品进入主流文化，他们误读中西文化，融会贯通，创作出具有本族裔特色的作品。汤亭亭就是其中一例。她在黄玉雪的《第五个华人女儿》的基础上，融自传与非虚构于一体，误读中西方文本，写出脍炙人口的《女勇士》。

夹缝中的女性人生

——论《女勇士》中的女性形象

关合凤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

汤亭亭的成名作《女勇士》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书中塑造了一系列的中国及华裔女性形象，记录了华人/裔女子在中国传统父权社会和美国白人主流社会里打破沉默、寻求自我的决心和勇气。其中有月兰为代表的传统女性，她缺乏自我认知，满足于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甚至在英兰帮她偷渡到美国之后还没有勇气面对那在美国已再婚的丈夫，最后死于疯人院；无名姑姑是初步具有自我意识的被害者，她尝试超越现存的社会文化规范，在与人私通生了孩子后拒绝说出情人的姓名，在分娩的当夜，抱着婴儿跳入家中的水井，以示对社会和家庭的不满，成功地打开了女性的自我空间；母亲英兰勇敢地追求自我发展，敢于突破社会给她划定的界限，在丈夫赴美淘金后，进学堂学医，并大闹“鬼屋”，成为一名杰出的乡村医生。汉末女诗人蔡琰在汤亭亭笔下成为文武双全的女中豪杰。她曾驰骋疆场，后虽身陷囹，身居异乡，却能和着异域音乐唱出自己流亡生涯的抑郁与苦闷。花木兰更是汤亭亭心目中双性同体的理想女性形象，她不仅像穆桂英一样把孩子生在疆场，而且像岳飞那样把家仇国恨刻在背上。这些形态各异的女性形象表现出女性在其主体意识发展不同阶段的各种反映，显示出处于种族和性别双重边缘的华裔妇女构建新型的性别身份的艰难历程。汤亭亭以崭新的美国华人/裔女性形象完成了对白人所持的华裔美国人刻板印象的替代，解构了美国文学对华人/裔妇女的丑化和侮辱。透过汤亭亭笔下的华人/裔女性形象，读者可以看到华人/裔女性建立自我意识和寻求性别身份的蜕变过程。

黄大卫----美国戏剧领域内的华裔文化代表

邹惠玲

（徐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黄大卫是第一个在纽约百老汇上演自己作品的亚裔美国剧作家。回顾他的创作轨迹，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华裔剧作家种族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70年代后期在斯坦福大学求学期间，这位已经意识到肤色问题的第二代华裔以在戏剧创作中寻找华裔美国人的意义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如同他早期作品中那些因失去根基而迷惘痛苦、经过一番艰难努力终于回归族裔文化的人物，他本人经过这一创作阶段的求索最终建立起与本族传统的联系，把握住自己的族裔身份。从这一立场出发，在其代表作《蝴蝶先生》（1988）中，黄大卫犀利地剖析了西方主流文化杜撰的东方模式形象，抨击了东方主义观念对亚洲人的偏见与歧视，对西方在东西方关系上所表现出的霸权思想发出强烈的谴责。而这种对东方主义的批评进一步增强了黄大卫对族裔身份的认同感，促使他在1998年上演于百老汇的《金孩子》中直接倾诉自己拥抱祖先传统、回归族裔文化的强烈愿望，表现出担当美国戏剧领域内华裔文化代表的高度自觉意识。

专题：美国作家作品专论：德莱塞与托尼·莫里森

多维命运的叩问

——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悲剧精神阐释

焦小婷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

悲剧性是任何艺术形式都可以具有的一种审美特质，并非戏剧中的悲剧所特有。作为悲剧性范畴精神核心的悲剧精神表现为“人面对生活的不幸、苦难与毁灭的必然性时主体所表现出的抗争与超越精神。”其精髓在于：“人在无限的宇宙和社会客体面前勇敢地接受挑战，不屈不挠地进取。”托尼 莫里森是历史上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黑人女性得主。她视“写作为一种思考方式”，凭着自己深厚的文化知识积淀和高度的民族责任感，用凝重而优美的笔调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表现和探究美国黑人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精神世界，构建了一种以生命力和命运为主题的美感世界。本论文在对莫里森的七部小说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透析出她是如何通过小说中悲剧性主人公在“生存极限困境的张力中”的挣扎展现出黑人的多维命运，并通过对无序的人生中悲剧性命运的叩问达到对悲剧精神的提升和高扬。

The Search for Self and Place within the Community in Toni Morrison’s Sula

朱建新

（复旦大学）

The search of self and place is an on-going phenomenon in American discourse. Toni Morrison is not an exception. Yet her novels demonstrate a different kind of search than that many readers are accustomed to. Her works consistently shows that identity and place are found in the community and in the communal experience, not in the transcendence of society or in the search for a single self. The paper attempts to address this central difference by analyzing one of Morrison’s novel Sula(1973).

Most critics agree that Sula is a book of self-discovery. However, critical opinions may divide as to whether or not Sula, the protagonist, had finally found fulfillment or self-sustaining focus in her life. Looking into the black life in the neighborhood where Sula grows up, her ambiguous attitude towards her family members, her unique relationship with, Nel, her closest friend, and more important, the changes in the community after Sula dies, the paper tends to argue that such critical disagreement largely results from critics’ failure to place Sula completely in to the context that novel provides for her. Different form white, middle-class culture, the community plays an indispensable part in black life. In a world where survival is serious business, the residents have to manage to as best as they can to stay together so that they are able to maintain their existence and identity within the understood boundaries prescribed by the white world. Therefore, any individual acting in isolation or heroically outside of the community is not respected. Any attempts to judge a black individual or group outside its life structure will be narrow-mined and superficial.

《宠儿》之母性感悟

 胡  蕾

（云南师范大学）

本文从《宠儿》主人公塞丝被践踏的母性为窗口，以大母神原型为支撑点，从原型女性结构中的善良母神、恐怖母神等角度进行阐述，对塞丝——一位处于弱势地位的黑人母亲——进行不同层面的剖析，从神话原型中为塞丝的行为和心理找到一定的根基和对应点。原型女性即大母神原型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每一种特征都具有正负两面性。其中心圆结构是女性基本特征中的“容纳功能”。从中心圆散发出两条轴，一条轴是基本特征，向上为正极既善良母神，这里包含“生育和释放功能”；与之相反的向下轴线是负极，即恐怖母神，主要表现为“紧握、固定、诱陷功能”。另一条轴是变形特征，变形特征是基本特征的变体，向上为正极，表现为“给予功能”——保护、温暖、滋养功能；向下为负极，表现为“拒弃”、“剥夺”功能。本文在塞丝身上找到这些不同特征的投射点。两组负极功能以及精神变形中的死亡秘仪为把握塞丝的杀婴行为提供了另一层面的解构。并把塞丝和另一杀子女性——希腊神话中的美狄亚进行对比，从而从一个更普遍意义上来引发对母性这一主题的思索。

宠儿的身份及其对主题发展的推动作用

——评莫里森小说《宠儿》

黄宇洁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分校外语系）

本文主要探讨，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第五部作品《宠儿》中的人物宠儿。该书自1987年问世以来，吸引了无数读者和批评家的关注，尤其是带有魔幻色彩的人物宠儿。她来得无声无息，去得无影无踪，就连她的身份，也让人不敢枉下结论。本文列举了她的五种可能的身份并分析其对主题发展的作用，即她的不同的身份对书中其他人物正视完整自我的推动作用。

读者最容易认同女主人公塞丝对宠儿身份的判断，即宠儿是塞丝十八年前为逃避奴隶主的抓捕而亲手杀死的蹒跚学步的女儿；第二种解读方法认为宠儿确实是运奴船上的幸存者；第三种猜测，宠儿是自小被白人囚禁做性奴隶，后来逃出魔爪的黑人女孩；第四种，宠儿是塞丝的母亲；第五种，宠儿是莫里森的后一部作品《爵士乐》中的维尔德。宠儿五种身份的可能性，都可以在书中找到一些证据，但没有一种身份能找到足够多的证据支持以排斥其它可能性的存在，莫里森本人也倾向对该角色的多种解读。

正是宠儿身份的多重性推动了小说的发展，她迫使塞丝回忆起十八年前的杀婴，回忆起自己的生母和尘封在意识深处的往事。宠儿使丹芙了解了奴隶制，了解了塞丝的选择。宠儿使保罗·D面对自己的过去，面对塞丝的过去，找到一个完整的自我。因为宠儿，整个黑人社区又恢复了和塞丝一家的交往，对塞丝伸出了友爱之手。宠儿的多种身份如幻影重叠，使这个黑人少女成为美国黑人历史的载体，是美国黑人不得不正视，又难以直面的历史。

诽谤言论观念在美国的演变

张世耘

（北京大学英语系）

   美国文化的开端承接于英国传统, 其对于诽谤言论的观念同样在英国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下开始了演化历程，形成了与当今英国诽谤观念不同的价值模式。美国社会对诽谤言论行为的规范和惩戒与社会条件的历史互动演进决定其诽谤言论的文化价值观的调整和发展。本

文概述了诽谤言论的强制方式在美国的历史演变过程和相关的言论观争论。

专题：美国犹太文学及作家专论

挪亚方舟的火种

——贝娄《愁思伤情》的多重视角

魏啸飞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987年，年逾古稀的美国犹太作家索尔·贝娄推出了他的一部长篇巨著〖愁思伤情〗（More Die of Heartbreak）。这部新作保持着作家的一贯风格，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这部作品深邃的思想因为其多重视角难以被读者所理解。本篇论文从“冰河与纯粹世界”、“勇士与堂吉诃德”、“上帝与 ‘第二自我’”这三个视角来透视这部小说中“哀莫大于心死”这一主题，表现了作者对人类精神危机的忧虑，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敏锐地抓住了一个迫在眉睫的时代命题。

多面的夏娃-----反映男性内心世界的镜子

论贝娄小说《赫索格》中女性人物的象征意义

马  云

（河北师范大学）

《赫索格》（Herzog, 1964）是索尔·贝娄的小说中女性人物出现最多的一部，贯穿全书的情节是赫索格与多位女性之间的爱情与家庭生活失败的痛苦经历。然而女性却非贝娄关注的对象，小说的主题旨在剖析男主人公赫索格的心路历程，反映其从痛苦、混乱、迷惘和自我怀疑的世界最终走向安宁与平衡的探索之路，而女性角色与男性不和谐的关系则象征了主人公在人生之路所经历的挫折与失败，象征了主人公一次次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否定与重新定位。而当主人公最终达到内心平衡之时，正是两性关系步入和谐之际。因此女性角色在小说《赫索格》中起着符号的作用，象征了男性内心世界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层次。从而使主人公的个人求索之路升华为整个人类追求生存的缩影。

从《老人与海》看海明威的自然观

陈茂林

（南阳师范学院外语系）

海明威是蜚声世界文坛的美国现代小说家。《老人与海》是海明威的代表作。几十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对这部小说表现出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研究了小说的硬汉形象、悲剧意识、虚无思想和艺术特色等。随着当今环境危机的日益加剧，“绿色革命”席卷了整个世界。绿色文学即生态文学异军突起，生态批评诞生。生态批评是以生态保护为中心，研究文学和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学问，其最重要的任务是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近几年，国外评论界已开始研究海明威与自然界的关系。1996年，第七届国际海明威研讨会在美国爱达荷州举行。大会主题是“海明威与自然界”。大会探讨了海明威与自然界的关系。可见，国外对海明威自然观的研究近几年已经起步，而国内则几乎无人涉足这一领域（据中文社科报刊光盘目录，93年——2001年，国内共发表关于海明威研究的论文224篇，其中93——99年166篇，2000年41篇，2001年17篇）。本文以生态批评为指导，分析了海明威的自然观。在《老人与海》中，海明威对美丽的大自然进行了赞美，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思考，形成了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思想。他从关注自然的价值到关注自然本体，实现了从自然价值论到自然本体论的飞跃。他的自然观启示人们树立生态保护意识，热爱自然，保护自然，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解决环境危机而努力。

专题：美国文学教学在中国

Brothers Under the Skin

Shirley Wood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an University）

Eugene O’Neill’s play The Emperor Jones and F. Scott Fitzgerald’s novel The Great Gatsby shows a common stereotype. A stereotype in literature is the basic mold underlying the archetype, to which different details may be added to form widely differing stories. Brutus Jones and Jay Gatsby have similar origins as small-town/country boys. They both enter situations where they glimpse the world of the rich, the Beautiful People, and determine to enter this world. This world is symbolized for Jones by gambling, and for Gatsby by a woman, Daisy. Both Jones and Gatsby are thwarted for a while in their aims, then acquire wealth by questionable means. The stories begin at the final step in achieving their desires. This final step has a dream-like quality. Gatsby builds a rainbow-colored dream world to entice Daisy to his side, while Jones creates a fictional imperial court to blind the people of his island to his plunder of their wealth. He convinces them that he is a god and can only be killed with a silver bullet. Both stories climax with a circular journey. In The Great Gatsby this journey is full of symbolism; in The Emperor Jones it is full of illusions. Both journeys return to where they began, and end in the sudden killing of the protagonist. Both stories have a commentator: in The Great Gatsby he is a friend of Daisy and neighbor of Gatsby. Like Gatsby he is a young man from a small town, come to the big city to make his fortune. The commentator in The Emperor Jones is like Jones, a questionable character living parasitically off the islanders. At the end of the stories it is left to these characters to canonize the protagonists. Nick says of Gatsby that he was worth the whole lot of Daisy’s crowd, while Smythe remarks of Jones that he has become a real god after all.

专题：美国女性作家、性别研究（1）

论特色专栏在美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中的作用

——以“赛珍珠（专题）研究”专栏为例

                                    姚君伟

（南京师范大学）

    本文认为，在美国文学研究中，特色专栏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新时期以来，对美国作家赛珍珠进行了重新的评价，而《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和《江苏大学学报》（原《镇江师专学报》）及时开辟了有关专栏，集中的发表了几十篇专题研究论文，数量可观，质量上乘，成为国内汇集赛研成果的最重要的园地，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也成为赛珍珠研究者的一个必读栏目。同时，又培养了一批新一代的研究人才。

    本文认为，从该栏目的成功经验中，可以看出特色专栏在美国文学研究中所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值得借鉴。

女性意识的成长历程: 解读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

冯瑞贞

（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

论文旨在探索《大地》三部曲里女性人物的成长历程。阿兰和梨花是容忍顺从的女性人物，她们是父（夫）权社会的祭品。阿兰在越发独断专横的丈夫的淫威下，只能继续卑微的活下去。因此，她代表的是男性意识下被牺牲的女性。荷花虽然出身微寒，但是她身上却蕴涵着女性意识觉醒的萌芽。她善于运用自己的优势，争取自我的权利。她厌恶父亲和丈夫，甚至公然向丈夫王龙挑衅，这正显示出她对男性主宰的世界的挑战； “狐狸精” 亦如荷花一般，她不惜牺牲肉体来诱惑自己的敌人，在挣扎和奋斗中寻找自我的成长，即使最后以身相殉，也在所不惜。虎的第二位太太，在容忍了很久以后，毅然搬进城里，和女儿过起了没有父（夫）权压制的生活。虎的女儿爱莲和养女都是全新的女性，她们都接受了高等教育，热情活泼，积极向上，追求婚姻自由并身体力行。如果说阿兰和梨花是服从父（夫）权体系的祭品，荷花和“狐狸精”则在播撒女性意识的种子，使之萌芽，这种争取女权自主的意识在王家的下一代的身上逐渐茁壮，并趋向成熟，女性人物开始了新的生活。

评《他们眼望上苍》中的“物化”现象
  薛玉凤
（河南大学）

   “物化”现象遍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具有了物性的特征，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赫斯顿在其代表作《他们眼望上苍》中，通过女主人公珍妮的三次婚姻，分析了与珍妮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种种“物化”现象。珍妮在前两次婚姻中得到了外祖母南尼终生梦寐以求的物质保障和社会地位，但没有找到她向往已久的爱情和自尊，于是她毫不犹豫地离开洛根，抛弃市长夫人的荣耀，义无反顾地和一无所有的梯•凯克流浪四方。珍妮幸福美满的第三次婚姻使她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真情的可贵，爱情的甜蜜。因此，珍妮通过三次婚姻寻找自我的过程，是其扬弃“物化”，不懈追求精神幸福的过程。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赫斯顿已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现象的普遍性，并在其作品中对它进行无情的剖析和批判，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专题：美国女性作家性别研究（2）

镜中的女人

——解读《欢乐之家》的女主人翁莉丽·巴特

刘 玉

(厦门大学)

《欢乐之家》讲述了女主人公莉丽•巴特在光怪陆离、浮华龌龊的美国上流社会从游刃有余到凄凉弃世的不幸经历，小说渗透了对穿梭在资本主义上流社会中的红男绿女深深的鄙夷，并对上流社会所谓的游戏规则进行了无情的披露。然而，在对社会现实辛辣的批判的同时，透过莉丽的际遇，本文承载了作者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小说借镜子映照出一个摧残女性的父权社会，通过它莉丽最终认清了统治其中的父权价值观扼杀女性的独立自我的本来面目。

奥康纳作品中的“闯入者”

陈念君

（ 四川外语学院）

弗兰纳里·奥康纳是美国20世纪南方作家代表之一。其作品在浓郁的宗教氛围中展示了美国独特的南方文化。但其作品的独巨匠心之处，却鲜为人述，即奥康纳在作品中引入的让常人颇感怪异的“闯入者”形象：这群“闯入者”打破故事情节发展的平衡，引起情节的“突转”与“发现”；在带来戏剧性变化的同时，又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闯入者”既是情节发展的必需，也是主题启示的契机。

爱与拯救：艾丽丝·沃克妇女主义的灵魂

凌建娥

（湘潭师院外语系）

当代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自喻为妇女主义者，也就是有着自己特定内涵的坚定的黑人女性主义者。尽管妇女主义的提出距今只有二十年，其爱与拯救的灵魂却始终于贯穿沃克的艺术创作和现实生活，即使备受误解也毫不动摇。从年轻时积极投身黑人民权运动到公开致信谴责克林顿政府对古巴的食物禁运政策,从第一本诗集《一度》（1970）到《大地诗篇：她兰色的身躯是我们所知的一切》（1991），从第一个长篇《格兰治的三生》（1970），饱受荣誉和非议的《紫色》（1982），《拥有秘密的快乐》（1994）到《由于父亲的微笑》（1998），从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恋爱和困境：黑人妇女的故事》（1973），《你无法压制一个好女人》（1981）到《伤心前行》（2000），从第一本散文集《为了寻找母亲的花园》（1983）到《我们所爱的一切都可以被拯救：一个作家的行动主义》（1997），从记录片《女勇士的标记：割礼和女性性束缚》（1994）到《地球传送：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袭后奶奶精灵的话》（2001），如此种种都无一不是最好的证明。这种现实和写作上的行动主义正是她作为一个地球人作为一个作家表达爱的方式，以其妇女主义者热爱斗争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精神拯救一切，从最直接意义上的自身生命，到不够健全或摧残女性的民族灵魂，从惨受割礼的非洲妇女到忍饥挨饿的古巴儿童，从女性同性恋者到她认为是因缺少爱而转向暴力的恐怖分子。正是由于她的行动主义和倔强的妇女主义精神妇女主义批评成为当代美国文化批评话一片不可逾越的“荒野”。

同性恋文学：美国文学的一块独特领地

——美国同性恋文学综述

陈  许

（盐城师范学院）

同性恋文学的类型只是近年才在学术圈子中得到承认，但这几乎不是一种新的现象，尽管直到20世纪下半叶人们才公开地讨论同性恋。其实，同性恋现象是在人类历史上、在各个文化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基本行为模式，无论是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还是在菇毛饮血的原始部落；无论是在21世纪伊始的今天，还是在远古时代。同性恋这一性取向是指以同性为对象的性爱倾向与行为；同性恋者则是以同性为性爱对象的个人（男人或女人）。同性恋文学就其最简单的定义而言既包含同性欲望被明显引起或为主题的作品，又包含同性吸引隐含其中的作品。另外，同性恋文学还包括同性恋主题得以编码或掩饰的文本和可以进行同性恋阅读的作品，其原因并不局限到作者的意图上。因此，这一类型是一扩大的类型，不仅包含因其主题而遭排斥的作品，而且还有多得惊人的典范文本。美国的同性恋文学是美国文学的一块独特领地。男女同性恋的研究活动不仅发现与恢复了被忽视的文本与作者，而且还开拓了主流文学，表现了典范作品中经常被掩饰的同性关系的相关性与中心性。本文以美国文学发展史为纲，系统地论述了美国同性恋文学在小说、诗歌、戏剧等体裁的表现过程中出现的重要作家与作品以及所形成的鲜明个性与特征。

专题：美国作家作品专论（1）

灵与肉的冲突——谈《乔纳的葫芦蔓》

程锡麟

（四川大学）

佐拉·尼尔·赫斯顿（1891-1960）是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作家。自七十年代以来，英美批评界对赫斯顿文学作品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对她的其他作品谈论较少。在九十年代已有英美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提出在赫斯顿研究领域，学者们把他们的研究“聚焦”从《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扩展到“更广泛的虚构文本”是“关键的问题”。[i] 《乔纳的葫芦蔓》是赫斯顿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应该得到重视的优秀小说。

《乔纳的葫芦蔓》运用了黑人民俗文化和语言成功地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反映了美国南方黑人民众的生活。本文对《乔纳的葫芦蔓》的主要人物约翰和露西进行了分析，指出约翰是一位矛盾的人物，在他的身上体现了灵与肉的冲突；对小说所表现的“逃跑”母题作了评析；通过与赫斯顿自传《道路上的足迹》的比较，说明该小说是一部具有强烈传记色彩的作品。

《另类与自我的置换及其挑战》

苏耕欣

（北京大学英语系）

本文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解读美国当代通俗小说作家安·赖斯的吸血鬼小说。赖斯的这类小说一反传统恐怖小说的写法，以第一人称口吻从吸血鬼的视角去描述这些另类之物的生活与感受。在传统文化想像中被人描绘成恶魔的吸血鬼在这些小说里变得光彩照人、魅力无比。西方学者指出，这一叙述角度与方法有助于小说赢得读者对吸血鬼所象征的同性恋者的同情，从而摘去这类人群传统上的“另类”标签。本文认为，吸血鬼小说在叙述上的颠倒与置换显示出道德等社会规范——即那些定义自我与另类的准则——的相对性。作者通过对主流文化的符号系统表面上的运用暗中篡改、颠覆这一系统。这种写作手法在效果上构成了对道德、宗教等人类社会的“总叙述”的质疑与挑战。吸血鬼小说体现的是大众文化具备的颠覆潜力。

地图与历史：《天堂树》中的对抗记忆

刘葵兰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在后殖民理论中，地图总是理解一个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很关键的因素之一。在“去殖民化地图”中，格莱翰·胡根提倡通过考察地名的文化意义来发掘被掩藏和遗忘的历史。本文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了华裔美国作家徐忠雄的小说《天堂树》中主人公任士福·张追寻早期华工和移民在美国西部的足迹的过程，探讨了重绘华美地图与构建华美“对抗记忆”的关系，并指出对一些华工和华人移民作出重要贡献的地名进行重新命名是小说中发掘华裔美国人的被遗忘或被压制的历史的主线。

像驾驭画笔那样驾驭文字：评斯泰因的《毕加索》

舒笑梅

（南京大学）

本文以美国前卫(avant-garde)女作家斯泰因的散文《毕加索》为例，探讨了她是如何把绘画的美学原则和创作技巧引入文学创作，通过使用“绵延的现在”和“重复”等手段，用文学语言为现代派画家的代表人物毕加索描绘了一幅立体的画面，以崭新的文学形式打破了以突出情节为创作要旨的文学传统，把语言作为关注的焦点，从而以独树一帜的文学风格确立了自己在西方现代文学艺术中的先驱地位。

 “突转”与幽默

──读《卡拉维拉斯县的著名跳蛙》

杜可富

（安徽师范大学外院）

　　美国幽默大师马克·吐温的短篇故事《卡拉维拉斯县的著名跳蛙》，跨越时空界线，逗得每个欣赏者笑得前仰后合，成为世界幽默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本文探讨的焦点是，他如何运用“突转”这一手法，巧妙安排一个又一个出人意料的让人捧腹的情节，塑造一个滑稽可笑的人物形象，创造出一个个绝妙的幽默意境，给欣赏者以无限的美感享受。

专题：美国作家作品专论（2）

缺失历史的艺术再现

——解读美国少年历史小说《龙翼》

张 颖     李 盛

（东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美国著名华裔少年小说家劳伦斯·于(Laurence Yep)的小说《龙翼》(Dragonwings)自1975年出版以来曾先后七次获奖，其中包括纽伯里少儿文学荣誉图书奖和美国图书馆协会奖这两项被美国儿童文学界视为最重要的奖项。它讲述的是1903年中国少年月影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协助父亲完成其飞翔之梦的故事。该小说在分析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叙述视角、场景、人物塑造等手段描写了以一对华人父子为代表的华人早期移民克服困难，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的故事，从而忠实再现了20世纪初美国华人移民艰苦奋斗的经历，补写了美国历史中一度缺失的历史。同时也为华人移民后代了解先辈的历史，为美国这一多民族移民的国家正确处理各民族关系提供了生动真实的素材。

《喧哗与骚动》的叙事解构

洪增流    田  平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

    对《喧哗与骚动》的叙事研究，批评界一般都集中于其第一人称意识流现代创作手法上，而对其现代与传统并置所表现的明显的后现代性，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为什么《喧》

的叙述要采取从现代到传统的形式？有关《喧》的各种论文都认为凯蒂虽不是叙述者却是故

事的焦点，可为什么是这样？至今还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随着现代和传统叙事并置的

渐进性的发现，我们却在阅读中惊奇地发现了另一个渐进性，即凯蒂从篇1的最大值逐渐过

渡到篇4的零值。这两种渐进性（在后文将分别具体阐述）的完全同步为本文探讨《喧》的

叙事提供了基本线索。本文意义不仅在于以J﹒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中两个核心概念异延

和中心-离心为理论基础，运用弗洛伊德和J﹒拉康的精神分析论中有关人类思维结构和人类欲望发展的理论，为分析《喧》的从现代到传统叙事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在于科学地找到了凯蒂值渐进性这一对于《喧》的读者来讲一直难以解答而又必须试图弄清的基本问题的答案，并进而阐述了福克纳赋予《喧》丰富而深刻的解构主义内涵，尽管福克纳本人或许没有清楚而系统地意识到。

    本文拟从叙事话语的三个方面分别对《喧》的叙事作解构分析。

1、解构叙述者

2、解构叙述视角

3、解构叙述时间

美国现代犹太作家的神学观与中国哲学思想

周南翼

（厦门大学）

美国现代犹太作家从小受到犹太文化的熏陶，同时接受美国主流文化的教育，因此，他们虽然受到美国文化的同化，但他们的作品中仍然具有浓厚的犹太思想，其中一点就是他们仍然接受犹太教中对神的信仰。不过，在新时代，他们对神的理解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理解，而非宗教意义上的理解，因此，他们对神有了新的阐释。本文通过分析美国现代犹太作家索尔·贝娄、马拉默德、辛西娅·欧芝克的作品，概括出美国现代犹太作家对神的五个方面的阐释，包括，神意味着救赎、神意味着道德责任、神意味着慈爱、怜悯、同情、正义；以及神学中的辨证思想和灵魂观。同时，本文又将之与中国佛教、道家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并以作家王安忆等人的作品为例证，得出结论：美国现代犹太作家的神学观与中国哲学思想有许多相近的地方。

强者并不一定优秀：解读《人鼠之间》

  曾令富

（四川教育学院外语系）

关于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这样一部现代美国文学经典作品，批评家们的见解真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然而当代广大普通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并不在于它的政治、宗教、文化、社会历史意义（批评家们所注重的东西），而在于它那超越社会历史语境的特质：对人性、人类自身状况和人类关系的深刻领悟，对普通人的关怀，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像斯坦贝克的大多数中短篇小说那样，《人鼠之间》带有寓言特色。斯坦贝克本人也曾暗示如何从寓言层面来理解这部作品：小说旨在把一个“小宇宙”（microcosm）呈现在读者面前。在深受达尔文理论影响的斯坦贝克笔下，这个“小宇宙”是一个缺乏温情的冷酷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孤独和失望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普遍心态；他们企图通过团结互助来摆脱困境的美好梦想正如作品标题所暗示的那样注定会破灭。因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冷酷世界里，弱者和天真无邪的人即便能获得一切可能的援助也难逃灭亡的命运，而强者之所以能生存，只是因为他们强悍，却不一定因为他们优秀。

阐释现实虚无的神话结构

----论纳博科夫《梦锁危情》的叙事艺术

肖 谊

(华东师大)

《梦锁危情》是纳博科夫以往小说艺术精华的浓缩。作者通过虚构R先生这样一位独特的叙事者来讲述胡夫·波森4次造访瑞士的经历。R先生既是叙事者，又是小说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作为叙事者，R先生具有很大的隐秘性，读者必须用推理才能证明他就是叙事者，而且在小说开始的时候他已死去。纳博科夫还在《梦锁危情》中嵌入R先生的小说《隐喻》，并且还以亚当·凡·里布里科夫为化名出现在其中，建立作者、叙事者以及人物之间的联系，组合一种与众不同的叙事关系。《梦锁危情》还是关于小说的小说，具有后现代派“元小说”的特点。

纳博科夫还通过对时间顺序的重新排列来显露故事情节，这充分反映了他独特的时间观念：“现在只是过去的顶端，未来则不存在。”他通过插叙来达到分散叙述内容的目的，他独特的叙事方式充分地体现了他本人的历史观和时间观。他认为，历史是时间肌理的组成部分，是现实的组成部分，不过它看上去有点分散；历史是意象的不断积累。他阐释历史与时间观，目的是为了“探索复杂的命运”这一主题。波森复杂的命运是通过对梦的历史与死亡的历史的叙述而显露给读者的。对现实的不满使纳博科夫增添了几分悲观的色彩，致使他的小说流露出了虚无主义的倾向。《梦锁危情》故事情节骇人听闻，颇似一部阐释现实虚无的神话。

拾遗

 “所罗门之歌”两种译本之比较

岳凤梅

（南京大学）

对“所罗门之歌”的正确翻译是帮助中文读者理解托尼·莫里森同名小说的关键，通过对这部小说的两个中文译本中的“所罗门之歌”进行比较，本文探讨了此歌的真正寓意。

狄金森诗歌中的火山意象探索

刘守兰

狄金森的诗歌充满火一般的热情。在她的诗歌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一些富有爆发力的比喻形象，火山意象便是其中之一。究其功能，首先，她用火山形象描述爱情。尽管她从未真正地享受到爱的热烈，然而，爱的震撼力却时常在她心中激起火山般的热流。其次，她善于藉火山形象来表达她蜷伏心中的恐惧，因为她害怕那试图窒息她激情的烈火会有朝一日窜出地面，湮没她心爱的一切，尤其是她最亲近的人。再次，她那气势如虹的火山意象反映出19世纪妇女的个性宣泄，反映出当时的妇女不甘受囿于狭小的家庭小圈子，不甘屈居于以男性文化为主体的社会的叛逆心理。这股情感恰似通红的火山岩浆般汹涌奔腾，一触即发。狄金森用极其浓缩精炼的语言和恰如其分的比喻展现出女性内心世界爆发性的活动以及她那个时代女性的处境及其特征。这种永无休止的心理活动同时也促使她对这一切进行严肃和深沉的思考，激发起她巨大的创作激情。正如狄金森本人所说，“内心深处…….正是狂热之处。”

《从自然主义到新历史主义-美国战争小说流变》。

罗小云

（南京大学）

从克莱恩的《红色英勇勋章》到冯尼格的《五号屠场》可以看到美国战争小说在写作手法、主题选择和表现内容上的不断变化，但它们在道义上的模糊性和对真正受害者的处理、甚至忽略等方面的态度依旧，凸显了这些作家的文化根源和思想局限性。

流亡与艺术：纳博科夫小说再审视

王卫东

（南京大学）

纳博科夫在他的小说中使用了独特的小说技巧、刻画了独特的人物形象、表现了独特的主题、展示了他本人与文学史的独特关系。所有这些方面都与他的流亡生涯紧密相关，纳博科夫意图通过艺术来战胜他在流亡中产生的内心焦虑，以重构他的自我。

女性意识的成长历程与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

论文旨在探索《大地》三部曲里女性人物的成长历程。阿兰和梨花是容忍顺从的女性人物，她们是父（夫）权社会的祭品。阿兰在越发独断专横的丈夫的淫威下，只能继续卑微的活下去。因此，她代表的是男性意识下被牺牲的女性。荷花虽然出身微寒，但是她身上却蕴涵着女性意识觉醒的萌芽。她善于运用自己的优势，争取自我的权利。她厌恶父亲和丈夫，甚至公然向丈夫王龙挑衅，这正显示出她对男性主宰的世界的挑战； “狐狸精” 亦如荷花一般，她不惜牺牲肉体来诱惑自己的敌人，在挣扎和奋斗中寻找自我的成长，即使最后以身相殉，也在所不惜。虎的第二位太太，在容忍了很久以后，毅然搬进城里，和女儿过起了没有父（夫）权压制的生活。虎的女儿爱莲和养女都是全新的女性，她们都接受了高等教育，热情活泼，积极向上，追求婚姻自由并身体力行。如果说阿兰和梨花是服从父（夫）权体系的祭品，荷花和“狐狸精”则在播撒女性意识的种子，使之萌芽，这种争取女权自主的意识在王家的下一代的身上逐渐茁壮，并趋向成熟，女性人物开始了新的生活。

她们是女勇士吗？

—《女勇士》与《骨》中母亲形象比较分析

石平萍

（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1976）和《骨》（Bone，1993）是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作品。前者是著名女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代表作，后者则是新生代女作家伍慧明（Fae Myenne Ng）的代表作。两部作品的出版相隔将近20年，是不同时代、历史和社会背景的产物。前者的出现正值美国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和美国亚裔运动的高峰期，而后者可以说是后女权运动（post-feminist movement）和后亚裔运动（post-Asian American

movement）时期的作品。这两部作品都从女儿的视角写意识形成于前女权运动（pre-feminist movement）时期的母亲和母女关系，同中有异，异中见同，从中我们可以洞见女儿/作家的思想意识和创作意图。女权主义理论家和女作家们提倡“寻找母亲的花园”，但对于母亲形象的塑造一直存在争议：母亲是反抗父权制的女勇士吗？抑或是维护它的卫道士？或者是受害者？同为女人，母亲是父权制压迫女儿的帮凶还是鼓励女儿反抗的叛逆？对于这些问题，两位作家都各自做出了回答。另外，两位女作家立足于本族裔妇女的独特经验，她们笔下的母亲形象和母女关系迥异于主流的女权主义思潮，对推动女权主义运动的多元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Love and Salvation: Soul of Alice Walker’s Womanism

Calling herself a womanist, Alice Walker explains that a womanist to a feminist is like lavender to purple. Although the term of womanist was coined 20 years ago, all her life Alice Walker has been living up to her womanist beliefs as a human being and a black female write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love and salvation is the soul of her womanism ,which finds profound expression in her writings, fictional or non-fictional, and that activism is her outlet for this womanist love. As a result, womanist criticism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part of comprehensive 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e criticism discourse.

As I Lay Dying Reinterpreted
  Bao Zhongmi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s I Lay Dying has since long become a target of heated discussion largely because of its deviance and opacity. Considerab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it without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s at certain controversies haunting the book. The paper is devoted to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target novel by putting forward the “Eddy Hypothesis”, the gist of which postulates that William Faulkner must have punned on the name of the heroine Addie to mean an “Eddy”. This interpretation accomplishes many things. Firstly it fits in perfectly well with Addie the person in that both draw everything within their influence to perish before staying dead. Besides they both crave for movement, expansion, violence. Second, it unveils the mysterious ‘lay’ in the title, which according to the “Hypothesis”, is not a point but a duration of time which extends as long as all the events concerned can last. It exists, therefore, always in everlasting ‘now’, in the present alongside with every going on thing. Third, it justifies both the structural and narrative whimsy and especially the esoteric Faulknerian style: the unprecedented pervasive use of stream-of-consciousness technique. Anybody implicated in the eddy must react however minor or major a figure he is. The stream-of-consciousness technique views from inside the character’s mind, captures human mind’s jumping from one event to another, revealing therefore the truth in the best way. And the larger the number of perspective, the more objective it becomes. Hence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explore the theme.  Last but by no means the least, as supported by substantial internal evidence, it provides an ideal paradigm to lay bare the nature of the journey: quest for truth of life with the eddy reaching out to spark repercussions in everyone drawn into its vortex. So parallel to and beneath the Bundrens’ burial journey, the eddy (Addie as the centre) works its way out in common concentric circles, leaving indelible imprints on respectively the Bundrens—the family circle and the country and towns people—the outer circles, triggering different reactions which embody forth the theme most faithfully by means of interior monologue from as many as fifteen perspectives. Finally the eddy reaches the reader circle, who in the process of volute reading(so to speak) are unconsciously invited into the creation of the artistic eddy as well as the experience of human cognition.

水面下的冰山——从《印地安营地》到《弗朗西斯•麦康勃短暂的幸福生活》

王林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海明威在短篇小说中塑造了在生活中处于左右为难的窘境，即一方面意识到自己将要死去，另一方面又要时刻保持人的尊严的一系列硬汉人物形象。这些硬汉人物的探索之旅终究要以死亡来结束，他的成功之处就是具备了一种在死亡面前表现出高雅风度的意识。意识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印地安营地》中的尼克•亚当斯的朦胧意识开始到《弗朗西斯•麦康勃短暂的幸福生活》中麦康勃自我牺牲式的拥抱死亡结束。而在这一过程中，海明威运用了冰山原则来预示主题和加强效果并带给读者以心灵上的震撼。

What is Initiated? ---- On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王云

(东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汤亭亭是华裔美国文学的一位著名作家，她的处女作《女勇士》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本文拟就文中主人公的成长分析探讨第一，二代移民在美国的生活和心理历程；并通过这一动态发展过程来揭示亚裔美国文学中亚裔美国传统对美国东方话语的替代以及当代多元文化的发展和文化全球化的体现。在此过程中，汤亭亭作为华裔美国作家这一边缘性身份的优势得以凸显----她可以更容易摆脱主流文化的影响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判思考的精神从而艺术地建立了华裔美国文学的新传统。

《名字》：邪教、政治与语言的交叉文本

李公昭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名字》在表现邪教、谋杀、政治等现象的同时探讨了人类语言体系的规定性对意识形态、政治概念和现实建构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名字与命名的虚构性及其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邪教组织通过匹配姓名与地名的首字母来决定谋杀对象反映了他们狂热的字母崇拜，反映出语言所包含的那种非理性的、情感的、神秘的力量以及语言如何在表面意义下通过抽象与操纵消除人们内心深处的恐惧，满足人们躲避混乱、追求秩序的愿望。从形式上讲，字母杀人反映了人对名和字、名和实、形式与意义的原始探求。这种探求根植于人对符号、字母、数字、名字的痴迷与崇拜。一旦发展到极端，这种痴迷便会产生出破坏性的结果。从政治的角度看，邪教字母杀人的情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暗喻和参照，即与邪教组织机械地、非理性地匹配被害人姓名与被害地点名首字母相比，美国的统治阶级则是有意识地通过玩弄、抽象、操纵字词及颠倒名实关系等策略来达到混淆视听、欺骗民众，实施专制等目的。从语言的角度看，《名字》表现了语言如何被政治利用，来掩盖政治暴力、霸权主义和恐怖行为的主题。邪教组织匹配人名与地名首字母的杀人做法是对当今堕落的语言的暗喻，也暗喻着美国强权政治滥用抽象语言和口号式的大字为自己霸权服务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