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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题发言
New Direction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Emory Elliot
(Chairman of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多元文化与少数族裔戏剧
郭继德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多元文化的存在影响了美国少数族裔戏剧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点：1）写移民的“美国梦”主题；2）写移民的“求生”主题；3）写`少数族裔文化与主流文化（即种族）冲突主题；4）和主流文化融合主题；5）结语：少数族裔戏剧在走向成熟。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its Reception in China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研究文学不能脱离历史。长期以来,我们对美国历史的认识流于肤浅，而这又反过来影响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的研究。《独立宣言》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并没有显示出惊天动地的意义。当十九世纪的美国人神化本国历史的时候，他们就在《独立宣言》上大做文章.中国学者在道光年间介绍美国革命时基本上采用了美方的宣传文字。到了清末，主张革命的激进党人用美国的独立战争来激励国人造反，而华盛顿更是英雄中的英雄。他们的政论小册子极具文学色彩，往往也在中国文学史上留名。解放后，我国出版的各类世界史也都积极评价“康科德的一枪”。实际上，原北美英国殖民者反抗母国的行为有非常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不能用简单的道德的或“进步”史观的语言来描述。两位英美史学家的新作（夏马的《穿越惊涛骇浪》和费尔布列克的《五月花》）将大大加深我们对充满矛盾的美国历史的理解。
惠特曼的后殖民迷情与国族建构
杨金才
（南京大学英语系）
随着当下文化、文学研究领域内出现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倾向，惠特曼创作的文本内涵又将呈现出不同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站在当下意识形态的高度，对其诗歌中隐含的政治立场和文化意识进行再审视，并在话语的层面上进行历史的重构。本文从分析惠特曼具体诗作入手，探讨惠特曼创作中的意识形态倾向。惠特曼笔下那个“需要外来保护”的母性亚洲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19世纪西方人乐意颂扬和加以理想化的扩张意识，也把西方人的拓殖使命视作辉煌的文明进程，一味凸显“拓殖者”的主动性和进攻性，基本上忽视了殖民进程中的被殖民心态和所处劣势的被迫性，展示了一个“被悬置了权力关系”的想象式文字世界。
理论、现实与全球化语境下的写作
金衡山
（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中试图用辨证的眼光来看待后现代主义，他指出一方面要看到后现代主义特征背后的资本流动和由此产生的无所不在的控制，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后现代主义本身是历史进程的一个过程，是走向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无独有偶，在2003年出版并引起热烈讨论的《理论之后》一书中，伊格尔顿也采用了一种类似的辨证方法来观察所谓的“理论之后”的理论面临的情形。在历数后理论们及风靡一时的“文化研究”的种种困境和问题的同时，他试图用一种新的视角阐释理论的用途，其核心内容则是对现实的关注。在全球化趋势已成事实的的今天，詹姆逊和伊格尔顿这种针对现实的理论姿态可以帮助我们认请在一个商品价值至上的社会语境中写作的作用和会遇到的问题。全球化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对自我身份的改变，原有的现实被遮盖起来，统一化的商品交换输出的概念替代了一切，并在此基础上树立了一种新的现实。因此，如何面对现实，如何透过现实看到背后的真实，这是当前写作面临的一个不能绕过的问题－－也是一个陷阱。以中美几位作家为例，美国当代作家厄普代克1994年出版的《美丽百合》和罗思2004年出版的《人性的污点》在关注现实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脚本。余华的小说《兄弟》（上下）则是可以用来表明中国作家在全球化语境中面临的如何应对现实问题的文本。对于现实的关注应是理论不可回避的内容，而从当下的写作方面来说，不仅要关注现实，更要洞穿现实，而不是自动跳入全球化设置的陷阱之中。事实上，理论也应如此。
身体的碎片性：《荒原》的“身体”诗学
刘立辉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荒原》深受圣杯传奇故事的影响。圣杯传奇故事为一个繁殖神话，主人公的身体状况对繁殖活动是否能演绎下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身体”的破损性与“荒原”状态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关联。《荒原》的原型说话者鱼王的身体破损性在先知、荒原人、以及其他众多人物身上得到了体现。与小宇宙的人身肉体状况相对应，大宇宙的自然界“身体”也出现了问题：万物复苏的四月成为最残忍的季节；包含神圣和世俗双重属性的空间物质也只剩有世俗性。《荒原》的宇宙世界是残缺的、非连贯的，丧失了宇宙进行和谐运转的时空基础。《荒原》的“碎片身体”诗学不仅反映了新英格兰清教思想的原罪意识，也是作者身体状况、婚姻状况的投射。艾略特的新英格兰清教意识家庭背景对其诗歌创作影响持久，病人或者身体受伤害的人频繁出现。艾略特本人身体消瘦、羸弱。1914年末1915年初，他天真地认为性爱活动可以拯救他的身体，匆忙地与维维安结为夫妻，但维维安也只能给他一个病态之身。 “荒原”心态成为他那段时间的真实写照。
文论综述组
论新崛起的美国“X一代”作家群
杨仁敬
(厦门大学外国语学院)
近几年来，美国后现代派小说怎么啦？它完全消失了吗？没有。它还在不断发展。“X一代”作家群就是品钦、加迪斯和德里罗等老一代作家的接班人。本文包括4个部分：（1）2005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启示；（2）“X一代”作家群崛起的历史背景和代表作家沃尔曼、华莱士、鲍威尔斯、考普芝、尼尔·斯蒂芬森和坎宁汉姆；（3）“X一代”作家群的小说艺术；（4）“一个概念，多种表述”的出现与后现代派小说的走向。
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美国生态批评
李晓明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美国生态批评产生于西方后现代语境之下，与西方后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现代性引发的环境危机密切相关。它实际上是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一种建立在反思过往自然观的基础之上、立足于生态视角的崭新文学批评方法。美国生态批评所遵循的生态整体观与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内在精神相呼应，与后现代文化语境存在着某种契合。它影响着美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对自然与环境的理解与阐释，从而形成一种引发人们环境思考与生态意识的环境影响力。它运用生态批评的各种思想原则对相关文学文本进行批评性解读，引导读者从生态整体性视角理解文学文本中的自然，有助于人们形成一种的蕴涵生态意识的文学阅读方法。同时，美国及西方生态批评仍处于发展阶段，其自身理论构建还面临诸多问题。目前，我国有关生态批评的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而中国底蕴丰厚的传统生态思想资源为我国学者参与世界范围生态批评思想的平等交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学者完全有能力立足于自身视角，凭借我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生态思想资源为世界性生态批评理论构建自己的贡献。
恐怖主义诗学的文化内涵
——从德里罗等人的小说谈起
王予霞
（集美大学中文系）
20世纪末叶，西方小说与恐怖暴力之间保持着畅通的渠道。恐怖主义题材为作家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让他们在审美领域里尽情抒发其政治激情。现实中的恐怖分子则凭借秘而不宣的战斗方式，制造恐怖暴力事件，使社会公众处在恐慌之中。作为边缘化的群体，小说家与恐怖分子携手合作，改写着历史。在一个由影像所操纵的“仿像”世界里，一方面文学人物与现实政治交互作用；另一方面读者与恐怖主义分子相互贯通。事实上，恐怖主义是西方后工业社会自身孕育的苦果，所谓东方与西方的界定完全是西方文化想象的产物。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希利斯米勒的斯蒂文斯研究
余石屹
（清华大学外语系）
希利斯?米勒是至今仍活跃于美国文学批评界的解构批评大师，从1988年第一次到中国访问以来，他多次到中国演讲和访问。本文以米勒最近（2006年6月23日）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为契机，探讨他从现象学批评家转变成解构批评家之前的批评思想。美国文学研究界一般认为米勒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尤其是1972年到耶鲁之后完成了从现象学批评到解构批评的转变，在此之前，根据米勒自述，他是在1965年12月到1966年1月开始在法国一些刊物上读到德里达的文章的。他与后者的友谊始于1966年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著名的“批评的语言与人的科学”大会，虽然米勒并未亲自出席德里达的演讲。本文集中研究了米勒早期发表的研究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的文章，认为米勒在与法国解构思想接触之前的文学批评中并非是纯粹的普勒(Georges Poulet)式的现象学批评家，他在现象学批评方法之外，表现了明显的德里达式的解构思维。
回归抑或转向：后现代语境下的美国文学伦理学批评
刘英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经长期被打入“冷宫”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又悄然占据了美国学界。在后现代语境下，文学批评的伦理转向并非是向传统的简单回归，而是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承载了新的使命。投身于文学伦理学批评建设的理论家们由于其出发点和策略不同基本形成了两大阵营：即，新人文主义派与解构主义派，他们共同构成了一道后现代语境下的美国文学伦理批评景观。致力于建设新人文主义文学伦理学批评比较突出的是：韦恩·C·布斯（Wayne Booth）和纽斯鲍姆。从解构主义立场探讨文学伦理批评方面做得卓有成效的当推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本文将首先梳理文学伦理学批评所走过的历程，然后介绍后现代语境下文学伦理学批评复出的背景，最后重点分析后现代语境下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总体思想，不同派别，及其策略与意义。
何为后现代？——有关后现代小说的几种理论叙述的梳理
凌海衡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英语系）
本文赞同Brian McHale等人的说法，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正如同诸如“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等等术语一样，实际上只是种种相关话语的一个效果，或是语言游戏的一个筹码而已。但是，作为一种建构出来的术语，它还是吸引了许多批评家的关注，而透过这些批评家的有关这一术语及其所意指的现象的种种理论叙述，我们能够洞察当代西方文学、文化的一些重要问题，因此，在当前有关后现代的种种纷争和言说基本上已经尘埃落定，对这些纷争与言说的梳理和总结就不仅是可能的，也是相当必要的。本文所要做的，就是通过重读Jean-Francois Lyotard、Fredric Jameson、Jean Baudrillard、Terry Eagleton、David Harvey等人有关后现代主义的一般论述、重读Andreas Huyssen、Ihab Hassan、Linda Hutcheon、Brian McHale、Patricia Waugh等人有关后现代艺术的理论分析，厘清有关后现代小说的指涉范围、后现代与现代的关系、后现代小说的激进与保守、后现代小说的主要策略等重要问题的种种纷争和言说。
美国文学发展史中的全球化因素
胡铁生
（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美国文学发展史中的全球化因素最先体现为文学输入的性质。虽然全球化作为热门话题仅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是，美国民族的形成、其文学受殖民因素和多元文化因素的影响，使其文学的初始阶段就具有全球化的性质。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文学全球化是从其早期政论性文学开始的，其背景为欧洲政治哲学思想；建国后的二百年间，德国不可知论哲学家康德的反理性主义、法国文学批评家圣伯夫的实证主义、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奥地利心理哲学家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等世界各国的哲学思想均为美国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美国文学家将世界文学的思想精髓与美国本土的民族精神相结合，创造了美国文学的辉煌，使美国文学的发展处于世界文学的领军地位。自20世纪中叶开始，在其处于强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基础上，美国文学开始向世界各国输出并逐渐演变为“文化殖民”的性质，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形成了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研究美国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全球化因素及其互动关系，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试析解构主义的美国化
王敬民
（河北工程大学外语系）
解构主义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传入美国之后迅速蔓延开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品格，形成了一套与欧陆解构思潮判然有别的解构批评理论。解构主义的美国化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文论自身的发展历史有关。在美国一度广有影响的新批评就与解构主义有着某种契合，注重文本“肌理”和“细读”的新批评不仅为美国学界接受同样重视文本和语言研究的解构文论奠定了基础，也让人们对新批评那种割断文本与作者、社会之间的联系，割断文本之间联系的孤立性批评日益不满，而对后结构主义者的“互文性”情有独钟，这无疑为解构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从解构思潮发展的内在逻辑看，解构文论与结构主义语言学有着不解之缘。美国符号学的代表人物皮尔士有着自己独特的符号学观点（Semiotics），与索绪尔明显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他在符号指意过程中添了一个“解释项”，这也就决定了美国文论注重“解释”的特性。促发解构主义美国化的更为深刻的原因还可以在其哲学传统中找到答案，美国的哲学文化传统与欧陆的有着明显的差异，解构主义的美国化说到底是美国学者结合自身哲学文化传统而做出的明智选择。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探讨解构主义的美国化才有借鉴意义。
海与美国文学的三个时期
曾莉
（江汉大学外语学院）
本文从不同国别的文学作品给读者留下的关于大海的个体记忆、集体记忆或文化记忆的视角出发，分别分析了美国文学中浪漫主义时期惠特曼和麦尔维尔笔下的海，自然主义时期克莱恩笔下的海以及现实主义时期海明威笔下的海。阐明了美国文学不同时期的关于海洋的描写在意象、象征意义上的异同反映了不同文学时期的文学思潮与创作风格。
文化传递、浸润与过滤：当代美国戏剧在中国
吾文泉
（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外国剧作作为特殊的文化被引进中国，本身就是一种异质文化间的单向传递，传递后的文化要么浸润着接受者文化，要么引起“排异反应”，产生文化过滤。当代美国戏剧在中国的接受经历了社会悲剧、精神悲剧、实验戏剧和多元文化戏剧等的衍变，这正契合了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需要及其话剧的革新需求，也印证了当代美国戏剧对中国文化和话剧的影响。
中国观察：卡尔·洛克研究
程爽
(哈尔滨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美国记者卡尔·克洛的作品记录了他从外围调查到内部取证，从最初的兴奋到稍后的理性思索，直至最后主动为中国人辩护这样一个微妙的变化过程。无论这些作品描绘的中国形象的精确性和可信度如何，记者们的观点及其例证本身就是颇有价值的史实。尽管克洛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收集者、整理者乃至保护者，但他的作品及他本人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由于中国政局的转变和美国麦卡锡主义的猖獗几乎无人关注。除了政治变化的原因外，还有些其他因素起了作用，如美国人的中国形象观的变革、克洛本人对国民党的偏袒、由于汉语知识匮乏他作品中有时出现的事实混淆、判断错误等。克洛友好、端正的写作态度，实际、宽泛的论述题目，深入浅出的描写都将吸引普通的美国读者。另外，克洛的写作手法具有独特之处：他采用分章散述的方法以涵盖更多的主题；妙用中国谚语以开启章节；在作品中插入描绘中国的卡通画以增强视觉效果；采用跨时代的历史比较和跨疆域的中美对比以拉近两国距离，在宽广的历史背景下把中国在二十世纪初所取得的成绩更好地讲述给美国读者。这批美国记者在二十世纪初对中国的观察受到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限制，但他们力图比他们之前的传教士们在一个更深层面上观察和阐释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被描述成一个奋力前行的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积极进行现代化建设、面对问题并不全盘放弃传统、最终缓慢而踯躅地接受了一些西方标准、规则和价值。在记者们积极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同时，他们对某些正在瓦解的中国传统真诚地表示惋惜。作为观察者，记者们在言说中国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关注并评论美国。综观其作品不难发现，当美国处于顺境时，中国的停滞落后有力地衬托出美国的繁荣富强；当美国遭遇社会发展的种种困难时，中国的经验教训对美国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参考与借鉴。由此不难理解记者们对中国进行观察的热情和执着。换言之，对于他者的刻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自我的认证，而重新审视他者笔下的自我有助于提高对自我的认识。从这种意义上说，交流总是双向互动的，当世界在靠近中国的同时，中国也就在进入世界。
文化语境与纳博科夫的自反性写作
肖谊
（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部）
纳博科夫散居的经历说明他所处的文化语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语境，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其自反性写作产生于作家对这一特殊文化语境的表现过程之中。具体说来，该作家对俄罗斯文化、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的表现，对其本人文学生涯的反思赋予了文本强烈的自反性，也赋予了作品丰富的现实意义。论文将结合纳博科夫美国时期的主要作品，对其文化语境与其自反性写作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与研究，来演示纳博科夫小说叙事的风格。
奥古斯特·威尔逊三部戏剧中的非洲中心美学
刘风山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生）
奥古斯特·威尔逊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作为黑人剧作家，他的作品又有其独特之处。他始终把戏剧创作当作表达二十世纪美国黑人集体意识的最佳途径。威尔逊的作品强调非裔美国人作为种族整体的文化价值观念，颂扬美国黑人祖先的优秀文化传统。他笔下的人物经常借助对个人和种族历史的重新审视，以保持非裔美国人作为一个独特民族所独有的个人及社会身份，实现种族的生存与种族文化延续，抵制西方白人主流文化的侵蚀与同化。对过去的回忆在非裔美国群体的生存与延续至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威尔逊的作品反对仅仅沉浸于回忆之中而无所举动。维尔逊的作品多以非裔美国男性作为他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主题的代言人，但他笔下的美国黑人女性在非裔美国群体的生存与文化延续中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有效地传达这些信息，威尔逊采用了与美国主流戏剧传统截然不同的叙事手法。本文着重探讨威尔逊在《乔?特纳来了又走了》、《莱妮大妈的黑臀舞》、《栅栏》三部戏剧中对布鲁斯音乐、社会文化仪式、灵说、传统口头叙事、非洲母亲形象等非裔美国人独有的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运用。布鲁斯音乐记载了非裔美国黑人被迫离开非洲，经过血淋淋的奴隶制，直到当代美国几百年来的痛苦历史，但这一形式却成了剧中人物实现并保护自我、抵制种族压迫、延续种族文化的最佳工具。社会文化仪式、有关先辈亡灵的传说以及非洲文化中的口头叙事传统则让美国黑人重新认识了个人及种族的历史与过去，对自我和种族身份重新作了界定。非洲母亲形象的分析显示威尔逊戏剧中的女性人物并不是美国黑人文学当中堕落的女性形象。她们在威尔逊的笔下反而成了为整个种族提供得以生存延续的营养的母亲形象。
作家作品研究组
The Device of a Dual Hero Used in The Great Gatsby
陈莉
（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110－20）
Like so many modern American writers, F. Scott Fitzgerald created a public image of himself a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his times. He fulfilled his highest promise and gave to American literature one of its masterworks: The Great Gatsby. One of the outstanding features of this masterpiece is the skillful use of the device of a “dual hero’. As Fitzgerald himself had the dual characters, he succeeded in putting them in his work by creating Jay Gatsby, a hero, a dreamer and also a failure, and Nick Carraway, an observer, an outsider and also an involver. Thanks to this device, Fitzgerald easily reconciled his opposing visions of the Twenties and gave us a complete description of his times.
《女士画像》中唯美主义与道德的关系
陈丽
（上海市华东理工大学英语系）
亨利·詹姆斯的《女士画像》表现了生活中的唯美主义倾向与道德的关系，本文根据奥斯卡·王尔德和詹姆斯的关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的理论，指出试图将生活纳入到艺术的完美形式的唯美主义倾向与自由的冲突；根据约翰·罗斯金关于“伊希斯”(Aesthesis)和“斯利亚”(Theoria)的理论，分析小说中的人物用唯美的精神看待生活的道德后果，说明以自我为中心、仅追求感官享乐的审美方式与道德的背离，而伴随有情感付出的审美才是道德的。
喜剧的梦魇，散乱的结构——论霍克斯小说《第二层皮》
陈世丹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
霍克斯在他的著名小说《第二层皮》(Second Skin) 中，实验性地运用后现代主义艺术技巧，使黑暗与光明并置，使梦幻与现实并置，使隐喻与事实并置，使幽默与恐怖并置，用散乱的结构建构了一个喜剧的梦魇世界，突出表现了后现代主义小说不确定性和内在性的本质特征。
战争中的孩子们
刁巍杨
（长春税务学院国际经济系）
本文从文本出发，尝试以《小妇人》这部作品为主，结合《安妮日记》、《Number the Stars》等儿童文学作品中对于孩子们的描写的理解，分析战争对孩子成长的影响，拉近读者与战争中的孩子们之间的距离，引起读者对战争中的孩子们的关注。《小妇人》以十九世纪中期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以生活在美国小城镇上的作者一家人为原型，通过对四姐妹的日常生活及感情生活的细腻生动的描绘，塑造了梅格、乔、艾米和贝思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父亲作为随军牧师不能在她们成长的过程中伴其左右，使得这四个“小妇人”的成长与和平时期的孩子的成长相比有其相对特殊的过程。妇女和儿童不能像男人一样在前线保卫自己的国家，却同样在后方坚强地保卫着自己的家园。这些“小妇人”既有女人的特质又具有孩子的天性。战争这一特殊背景也使得她们无法享受到和平时期的孩子们所享受到的幸福生活；然而也正是因为战争使得他们的童年有着别样的色彩和意义。而这种特殊的成长过程中带给孩子们的苦难却是我们宁愿远离的。
Hawthorne and the Poetics of Ephebism*
方成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科研部)
Throughout his lifetime, Nathaniel Hawthorne seemed to have a firm disbelief in things associated with the old and the elderly. As culturally represented by his contemporary gray-headed, historically by his haunting ancestry, and politically by his despising gerontocracy, this literary sentiment has penetrated into the deep of his subjectivity and appeared overwhelmingly in his various novels. With attempts to address Hawthorne’s gerontophobic discourse and its underlining ideologies, this paper at first traces the romancer’s construction of the elderly images, then explores his strategy to subvert what he thinks of the gerontocentric culture, and finally looks for a poetics of Ephebeism as his textual rhetoric.
In Hawthorne’s major novels such as The Scarlet Letter,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 and The Blithedale Romance, the elderly imagery always presents a feature of Satanism and villainy. This is no coincidence. It reveals the authorial attitude toward the elderly in particular and the gerontocentric culture in general. The formation of this subjectivi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Hawthorne’s early life experience and his literary self-fashioning against that specific context in which the elderly had dominated.
The gerontocentric culture is defined by Hawthorne to be full of conspiracies, violence and ferocity. It is exactly biased against him as a young writer who wished to succeed but found himself repressed and marginalized. He realized that this culture often survived and transmitted to the next generation – namely, culture translated itself -- through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subjects, and thus proposed a strategy to resist this cultural translation through psychological refusal and subjective containment.
Hawthorne’s discourse strategy to subvert the gerontocentric culture is to decode the semiotic representations of that culture in which he lived and against which he protested. The decoding strategy includes dismantling its established signification system and suggesting a proliferation of desiring production,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youth and the new. All these of Hawthorne’s literary pursuits make up a poetics of Ephebeism, which conceives a way characteristic of the youth’s cognition, expression, and criticism.
[* Ephebeism is a coinage of this dissertation. It derives from the Greek term “Ephebus” and the English “Ephebe,” which etymologically refers to the young males from 18 to 20 and which becomes a general term for the young age group in English. In this dissertation, it is a term indicating the subjectivity, cognition, and 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 of the young as compared with the aged and things associated with the old. Therefore, the term “old” or “elderly” in the following presentation is not to signify the specific age group, but a cultural construct that represses and marginalizes the youth and new-rising.]
《三下枪声》：生死之谜的惊醒
宫小兵
（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生）
对海明威的的死亡意识、创作中的死亡主题的研究探讨了一些重要问题，如死亡意识、死亡情结、行动精神、审美超越、人生意义的重新界定等。但还有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的研究：什么事件使海明威发现了死亡？发生在何时？他对死亡的看法经历了怎样地发展变化？由于海明威对其童年的生活经历讳莫如深，因此外界对他的那段生活和思想性格的形成了解不多；他在创作中运用的冰山技巧更增添了研究者透过创作来充分了解其童年经历的难度。在短篇小说《三下枪声》中，尼克通过唱赞美诗第一次发现了死亡，这个发现让他陷入了难以摆脱的死亡恐惧中。这是尼克第一次受伤，这个创伤成了驱动他后来各种行动的重要原因。死亡创伤成了我们重新解读尼克系列小说的重要视角。在尼克系列小说中，尼克对死亡的认识经历了从不死到有死的认识过程。从阅读《鲁滨逊漂流记》开始，尼克以勇气为核心建构了抗拒死亡恐惧、拷问荒诞世界的心理机制；在苦苦追寻中，他选择了通过创作来超越死亡、追求永恒；他的死亡价值观经历了由幻灭到重构、最后还是回归到虚无的演变历程。《三下枪声》中的尼克的年龄大约为9－10岁。虽然尼克系列小说中的主人公与作者是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的关系，但多方面的证据表明《三下枪声》中的尼克就是海明威，海明威在这篇小说中隐藏了他童年的一段一直没有受到研究者重视的经历。
在封闭中开放：论《玫瑰之名》的通俗性和后现代性
胡全生
（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院）
《玫瑰之名》是部雅俗共赏的小说。说它俗是因为它具有通俗性的一面，说它雅是因为它具有后现代性的一面。前者表现在它借用侦探小说这一“脚手架”来吸引普通读者，后者表现在它借用这“脚手架”的同时来了个“釜底抽薪”，抹去了传统侦探小说的最终“释然”，加之运用拼帖、典故等互文性技法，使它在封闭的框架中获得开放性。正是有了通俗性和后现代性并存，《玫瑰之名》才成了部“万人迷”小说。
论《好人难寻》的反讽艺术
姜淑芹
（天津大学英语系）
《好人难寻》是奥康纳著名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的标题作品，堪称奥康纳的短篇代表作。小说描述了老祖母一家欢天喜地地出游，途中遇到在逃犯“不合时宜的人”，全家人惨遭杀害的故事。短短几千字的作品却涵盖了奥康纳最精髓的宗教思想，而其成功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便是奥康纳对反讽的精妙运用。本文以《好人难寻》为研究对象，运用新批评理论的视角探讨小说中的反讽艺术，并剖析这位风格鲜明的南方女作家对宗教信仰的独到见解。以新批评派的反讽理论为基础，从功能的角度，小说中的反讽可以分为四种类型：言语反讽、情境反讽、结构反讽及模式反讽。《好人难寻》涵盖了全部四种反讽类型，称得上是奥康纳的反讽力作。四种反讽类型相互联系，从不同层次——修辞、叙述、结构和功能层次——为小说增添了超群的艺术魅力，也使得奥康纳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更具深度，使作品意味隽永。
波特小说对人性的黑暗面的揭示
雷艳妮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当代美国小说家凯瑟琳·安娜·波特的中短篇小说深刻揭示了人性的黑暗面。但是国内外很多评论家单从女性意识和女性体验的角度来分析波特的小说。本文将指出这种分析太单一化，太简单化了。本文指出波特的中短篇的小说不仅有女权主义倾向，而且反映了人性的黑暗面。波特在她的大部分中短篇小说里揭示了人性的黑暗面，波特的意图是书写整个人类状况和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波特描写的是整个人类和人性，而不仅仅是女性。
文本与潜文本的对话——重读薇拉·凯瑟的《我们的一员》
李公昭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我们的一员》薇拉·凯瑟的惟一一部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战争小说，却长期以来受到读者与评论家冷落。但20世纪80年代随着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被逐渐译介到美国以来，《我们的一员》开始被重新阅读和重新发现。通过细致的阅读，评论家们开始注意到在作品中，凯瑟有意制造了许多不同的声音与视角，以呈现出一个复杂、互动、冲突的小说世界，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作品中浪漫化、理想化的战争观与现代主义质疑之间的互动与冲突。巴赫金认为小说是一个不断变化与发展的活样式。小说的特征应该是“某种不确定性，某种语义上的开放性，某种与尚未完成的、仍然发展的（结尾开放的现在）当代现实的活生生的接触。习惯于在作品中寻求单一、封闭意义的读者会因为不适应文本的不确定性与开放性而感到沮丧，但这正是《我们的一员》的文本特性。读者在作品中感受到的不是一个声音和一个意义，而是多种声音、多种意义。作者的观点则隐含在不同声音的互动与冲突中。而海明威等人犯的错误是把作品中的一个声音、一个观点——即作品主人公克劳德的声音与观点——当成了作品的权威声音与权威观点，并把这个声音与观点等同于作者的声音与观点。凯瑟正是巧妙地运用了不同声音的对话、互动与冲突制造出一个与文本表面意义相反的潜文本，并用潜文本颠覆了《我们的一员》的表面文本。因此《我们的一员》看似主战，实为反战。只是反战的主题被十分艺术地隐藏在了主战的表面文本之中。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一员》比海明威等人在其战争小说中旗帜鲜明的反战描写更艺术、更微妙、更曲折。也正因为如此，凯瑟的反战思想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正确理解，《我们的一员》也长期未能得到正确的解读。
《秘密花园》：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李婷
（长春税务学院外语系）
《秘密花园》讲述了孤儿玛丽·伦罗克斯在英国约克郡的密素斯维特庄园的生活。本文从这部小说的形式和主题两方面出发，论述它从传统现实小说向现代主义小说的转变，换言之，在形式上，这部小说继承了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同时体现了现代主义小说的主题。十九世纪末，现实主义小说发展到顶峰，在叙述、情节和小说人物上，都有一定的模式。这部小说在形式上，即叙述、情节模式和人物设定上，具有现实主义小说特征：它在叙述视角上，采用全知型叙述者，即第三人称叙述加介入性评论；在情节模式上，采用完整的五步式结构，遵循典型性原则，并且符合传统的孤儿/孤女的情节模式安排；在人物设定上，同样遵循典型性原则，再现真实生活中的人物，并且符合传统孤儿/孤女小说的功能性人物。二十世纪，在形式上推翻了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传统，在主题上，由现实主义对外部世界的关注转向对人物内心的关注。该小说在主题上则表现出对人的内心的关照，而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关注。首先小说展示了人的尴尬处境及其荒诞性；其次，展现了人物对精神家园的追求，体现了对大自然的回归；最后人物回归为真正的“人”，体现了对人的存在的探寻。《秘密花园》体现了人的精神探索，文学总是在形式和主题上不断探索前进，而这二者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
从小说《嘉莉妹妹》看资本运作方式及其对人的影响
李增
（东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
德莱塞的小说《嘉莉妹妹》艺术地再现了美国十九世纪末的资本主义社会。受当时正在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影响，德莱塞在小说中细致描绘了美国在摆脱了制度和技术束缚后日渐成为世界工厂、进入消费社会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状况和人物在资本运转的大潮中的命运。小说中反映的资本运作情况正是对《资本论》中经济规律的活生生的阐释，而人物命运的起伏则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的认识尝试。这些可以从小说中体现的资本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矛盾、资本的运动与价值亏损、资本的投机性、资本制下的阶级与阶级运动、资本对人的异化、资本对农村的入侵和资本运动的动力等方面体现出来。
柏拉图主义和盖茨比的悲剧
马春丽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对菲茨杰拉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以一种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他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重新发掘他的作品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意义和具有前瞻性的警世作用。他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已有各种各样的阐述，在国外，批评家运用象征、经济和历史的方法来解读这部小说，我国国内的学者对该小说的叙事手法，主题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为我们理解欣赏该作品的深刻内涵和艺术魅力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本文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渗透着柏拉图主义，譬如，盖茨比的理想主义，戴西在盖茨比心目中的完美无瑕，盖茨比对现实的精神性的强调，以及柏拉图的理念在盖茨比生活中的体现。柏拉图“理念”概念的两重功能，是解读盖茨比的天真与梦幻性格和他的悲剧命运的一把钥匙。
含混：《红字》的内在叙事策略
潘志明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生）
批评界经常用含混一词来说明《红字》道德价值的多义性或含糊性。然而，从叙事上看，含混是霍桑故意借助于各种叙事策略给读者所造成的假象。本文认为，霍桑在《红字》中通过再现式叙事、虚拟叙事、历史叙事等手段，把叙事责任转嫁给小说中的人物或虚构的叙事人，既达到了表达非正统的道德价值观念的目的，又使叙事人免受道德谴责。
双性同体神话原型在《伊甸园》中的体现
邱敏
（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双性同体（Androgyny）意象普遍地存在于各文明的古代神话和传说中。双性同体是一种跨文化的神话原型，体现了人们对于性别平等、两性和谐共处的渴望。另外，两性追求双性同体般的结合但总是遇到障碍这样的情节也频繁地出现在神话传说中，成为另一种神话原型。美国作家厄内斯特·海明威是一位具有双性同体意识的作家，他的小说《伊甸园》（The Garden of Eden）在主题上体现了双性同体神话原型，在情节上又体现了另一与双性同体相关的原型——两性追求双性同体般的结合但总是遇到阻碍。小说主人公凯瑟琳·伯恩和戴维·伯恩背离社会规范的外形以及不稳定的性身份体现了双性同体主题；他们在性活动中调换性身份以及两人最终分手体现了两性追求双性同体般的结合但总是遇到阻碍这一原型。对这两种原型的诠释体现了海明威对两性问题的思考，渴望实现一种两性平等、和谐共处的理想的两性关系。
The Control/De-control in Burroughsian world
萨晓丽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博士生)
The thesis approaches Burroughs from both the thematic concern and the innovation in his writing strategies in terms of control/decontro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matic analysis, it focuses on Burroughs’ early works such as Naked Lunch, Nova Express, The Ticket That Exploded and The Soft Mach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ylistic innovation, it dwells on his most commented writing strategy --- the cut-up.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Burroughs is expected to achieve through the thesis.
《地海传奇》与《魔戒》传奇的创作艺术比较研究
舒伟
（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英国作家托尔金创作的《魔戒》传奇系列和美国当代女作家厄休拉·勒奎恩创作的《地海传奇》系列是西方现代幻想文学的重要代表。在艺术表现上它们属于史诗性的“宏大叙事”。在形态上可以把它们看作幻想文学的“虚拟历史现在进行时”类型，各自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语言、种族、文字和历史记载的世界，如《魔戒》系列所表现的“中洲”世界和《地海传奇》表现的“地海”世界。本文从幻想文学的艺术本质出发对这两部传奇系列进行比较研究。《魔戒》传奇中出现了宏大的史诗性的主题和故事结构，出现了对文明的命运的思考，出现了个人命运与强烈责任感的冲突，出现了波澜壮阔的正义力量与邪恶势力的生死大搏斗，出现了复杂而严谨的“中洲”历史，等等。美国当代女作家厄休拉·勒奎恩的《地海传奇》系列与托尔金的作品具有同样的特点，作者通过《巫师》、《古墓》、《彼岸》和《地海传奇》几部作品创造了一个充满龙精和魔法的“地海世界”，也在作品的最后附录了有关地海的历史、地理、民族、列王和教派、语言、文化、文学等状况。
探寻“机械运转背后隐藏的力量”：
薇拉·凯瑟小说中的美国少数族裔内涵解析
孙宏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
人们往往以为富于感染力的文学作品是作者凭着自己的天才，一蹴而就的。其实正如迈尔斯·奥维尔所说的，文学创作是“无数力量在作者身上发挥作用的产物。”对于威拉·凯瑟而言，这无数种力量之一就是少数族裔对她的影响。凯瑟童年时代移居内布拉斯加，得以与来自斯堪的纳维亚、波希米亚和俄罗斯等国的移民朝夕相处，这些新邻居的生活为她日后的作品提供了宝贵的素材，他们的亲情和友谊成为她进行文学创作的核心所在。成年后，凯瑟到美国西南部旅行时接触到墨西哥裔人和印第安人的文明，对他们的成就赞叹不已，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先辈。在《莎菲拉与女奴》里，凯瑟承认无论是黑人的生活还是他们的故事都对她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非裔美国音乐对凯瑟文学创作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瞎子达诺尔德和女奴南希·蒂尔等活生生的人物身上，而且以一种看不见的形式存在于她的作品中，其结构模式借用了非裔美国审美方式，有一种不拘节奏的格调，与主流文化的审美原则迥然不同。托尼·莫里逊倡导对美国文学进行重新考察，探索非裔美国文学的存在以哪些方式造就了美国文学中的诸多意义，“寻找机械运转背后隐藏的力量”。对凯瑟作品中有关内容的解析有助于我们洞悉美国少数族裔文学背后隐藏的这种力量。
谎言的背后——《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中的不可靠叙事
唐婉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学者们从前对《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主题分析，或从形式上分析其谋篇布局，以及特殊叙事手法的采用。本文试从叙述者的可靠性出发，分析文中同故事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冲突是如何协助作者揭示主题和塑造人物的。在这篇小说中，福克纳采用“我们”（小镇居民）这个第一人称复数形式来进行同故事叙述，由于“我们”作为爱米丽的悲剧见证者直接参与了事件，同时又作为叙述者，向读者讲述故事，故对其可靠性进行探讨是具有可行性的。文章以詹姆斯?费伦对不可靠叙述的分类为根据，以三个文本范例说明小说叙述者在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可靠报道，在伦理、评价轴上的不可靠评价，以及在知识、感知轴上的不可靠读解。并分析了这三个范例中叙述者的不可靠行为是如果服务于主题揭示和人物塑造的。同时指出叙述者“我们”在某些事件上的不可靠并不影响其在其他事件上拥有权威性。文章最后认为，福克纳安排这样一个同故事叙述者，是其高超叙事技巧的表现。这使读者更主动的参与文本解读，尝试与隐含作者达成共识，对叙述者是否可靠的问题做出判断，并在叙述者不可靠时享受到一种与隐含作者共谋的快感。
荒诞的黑色与灰色的有趣——海勒与王小波的幽默之比较
王祖友
（上海财经大学外语系）
约瑟夫·海勒和王小波都是中外文学批评界公认的具有幽默品格的作家，但其不同之处也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在语言表层结构方面，两者幽默的表现手法不同；在作品深层意义方面，两者幽默的地位作用不同；更为根本的是两人的哲学思想不同。海勒的幽默更具“荒诞的黑色”特点，而王小波的幽默更带“灰色的有趣”色彩。
霍桑与现代科学观——读《拉帕西尼的女儿》
吴兰香
(东南大学外语学院)
拉帕西尼是霍桑短篇小说《拉帕西尼的女儿》中的主人公。在追求客观知识的过程中，他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把女儿作为实验对象进行自己的研究。其疯狂之举不仅向世人揭露出片面追求理性的危险，亦从另一个角度凸现了现代科学观本身的弊病。而这也正是一些后现代理论家，尤其是女性主义批评家所关注的问题。桑卓·哈丁在其花了十多年时间完成的专著《科学是多文化的吗？——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与方法论》一书中区分了两种科学观：内因式科学方法论与后殖民科学技术研究方法。前一种方法论推崇“纯科学”，认为世间存在着一种纯粹的科学，这种科学“原则上能够揭示有关现实的种种完全的、统一的、和谐有序的真理，而现实本身也在等着科学做出这样的解释”。这种内因性科学方法论要求“所有可能干涉科研结果的社会价值、社会利益都得在人们批判的警觉的视线中被坚决地尽早地清除干净”。而后殖民科学技术研究方法则在科学的定义中引入了文化、社会概念，它更感兴趣的是“哪些科学”既能最大限度地推进知识增长，又能保障该文化中最弱群体的社会福址”。在这种科学观的视域里找不到纯客观的科学，因为，“科学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它一直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混合体……”。用哈丁的这一区分方法来观照霍桑的这部短篇，我们不难发现拉帕西尼的科学观应该归属于“内因性科学方法论”。在这位药物学家的眼中，科学是绝对客观的，知识是第一重要的。为了获得客观的知识，人性、感情、环境等妨碍自己追求真理、接近真理的因素都应该被剔除干净。二十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以后，这种内因性科学方法观已成为众多学者的批判对象，因为这些理论“不足以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研究科学的运作提供指导作用”，更糟糕的是，这些理论“很可能置人类的生命、环境，及民主社会关系于危险之中”。
从《愤怒的葡萄》看约翰·斯坦贝克的宗教意识和上帝观
杨杰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基督教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美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甚至从美国文化和社会生活源起至今，基督教文化已渗透到美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美国文学也不例外。因此说，基督教文化与美国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十世纪美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斯坦贝克的代表作《愤怒的葡萄》被称为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史诗之作，然而这样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无论从作品的结构到内容，还是从故事所传递的信息到故事所反映的主题，却负载着作家浓浓的宗教意识和鲜明的上帝观。由于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圣经》的诠释都会有所不同，当然人们心中所期盼的上帝也会有所不同。小说中的主人公们生活在美国特殊的历史时期----大萧条时期，他们心中的上帝就是博爱，兄弟之爱，发扬人文主义精神，团结起来，共同奋力与命运与环境抗争。小说中主人公的上帝观也正是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民众的上帝观，也正是作家本人的上帝观的表达。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新解
张巧毅
（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浓缩了人生世间许多哲理。以往评论家的评述涉及如下几个主题：希腊古典悲剧式的受难主题，和打不败的硬汉子精神主题。本文作者觉得除了上述主题之外，似乎还揭示了另外一个主题——团体奋斗，互助合作。这一主题则是通过老人的心理活动反映出来的。反映这一系列心理活动的媒介是棒球，男孩及狮子。本文就是以这些心理活动为切入点，引出互助合作，群体行动的主题。
爱默生的自然观
赵秀福
（山东大学外语学院）
出版于1836年的《自然》，是R·W·爱默生的第一部著作。爱默生用“自然”为他的处女作命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充分表明“自然”在他思想中的重要位置。许多评论者认为，本书包含了爱默生后来所有重要思想的萌芽，因此可以认为，关于“自然”的思考在爱默生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或者说构成了爱默生思想的背景或框架。爱默生在《自然》中用一种充满诗意的语言，论述了自然对于人类的四种用途，即，“效用”、“美”、“语言”和“纪律”。若深入理解的话，爱默生关于自然的思考包含了如下几点重要的思想：一、自然为人的生活提供资源；二、自然是人类审美的最终根源；三，人类应当认真聆听大自然的言说；四，人类应当谨守自然昭示的道。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爱默生的《自然》绝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然散文，而是关于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以及人类应当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深刻思考。爱默生关于自然的思考不仅直接对与他同时代的H·D·梭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得后者成为现代生态思考的先驱；还对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约翰·杜威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杜威关于人与环境互动的思想，是对美国人生活智慧的哲学阐述，也可以视为是对爱默生思想的重要继承。
故国可堪回首月明中
——评析美国现代南方文学的回忆文化
周碧文
（徐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美国南方是个有着独特传统的地区，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造就了别具一格的南方文学，其中，回忆文化表现了美国南方文化取向的集体无意识，成为美国现代南方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南方文艺复兴前的代表作家更多的是在一相情愿地美化已逝去的旧南方, 甚至包括它的罪恶和问题。在他们的作品中, 南方被理想化了，其意图就是要退回到那根本不存在的“天堂”般纯净美好的旧南方, 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南方文艺复兴的作家们同样对故乡有一种刻骨铭心的依恋，但与前期南方作家不同，他们竭力摆脱不切实际地美化南方的传统，更多地将目光转向南方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与冲突以及南方人的保守、愚昧和精神危机, 用客观的眼光正视南方的社会现实，以严肃的态度展示真正的南方和困境中的南方人。但由于生长背景和环境的影响，他们在种族、传统价值、社会发展等问题上表现出难以调和的的两面性：反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维护农业经济；反对变革和新思想，固守传统观念。本文旨在评析解读南方回忆文化的历史背景和基本特征，而是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现代南方文学的关键。
《我的安东妮娅》中性属空间的移迁
周铭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生）
女性地理学是对空间概念的社会性别研究，通过研究物质空间和社会关系空间的性质以展示性别关系和权力的集结方式。本文采取女性地理学的视角解读威拉·凯瑟小说《我的安东妮亚》中空间意象与全文主旨的紧密联系。《我的安东妮亚》的空间结构非常明显，小说的五个部分随着叙述者吉姆的经历依次呈现了草原、小镇和城市三个地域空间，对应着小说的主要人物（吉姆、莉娜和安东妮亚）与母体空间的分裂、对女性特质的选择、对母体空间的重归的经历。小说最终通过三个角色不同的人生定位阐释了自然和女性空间对自我构建的作用。
美国戏剧研究组
世纪回眸：美国戏剧《琐事》与《晚安，妈妈》之话语空间解读
凌建娥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琐事》和《晚安，妈妈》诞生虽相隔大半个世纪，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都是独幕剧，戏剧空间都在厨房，戏剧情节都关乎女主人公生死。它们的作者苏珊· 格拉斯佩尔和玛莎· 诺曼也不乏相似背景。本文致力探微其中相似之奥妙，探索其共同的话语空间。其一，强迫的个人空间扼杀女性发展自我的自由。在两剧中，女性或因婚姻或因疾病被强迫性地置于以厨房为核心隐喻的个人空间，伴随公共空间的失落是她们自我的沦丧。《琐事》中的农妇最终不惜弑夫而自救；《晚安，妈妈》中的妈妈不得不在饱食终日和毛线编织中忘却自我，癫痫病患者女儿更是一再地寻思以最彻底的方式寻求解脱。其二，姐妹情谊为困境中的妇女谋取有限的生存空间。《琐事》中治安官妻子和邻居农妇在深感同情之际巧妙掩藏了可能暴露农妇弑夫动机的证据。《晚安，妈妈》中女儿在自杀前和妈妈的沟通和交流促成一次爱和生命意义的升华。其三，两位文学女性以文学虚构现实的自由和戏剧作为最具公共性的艺术介质为被压迫女性努力谋取了一定的话语空间，她们反抗父权霸权话语的行为即表现出她们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胸怀，又传承了一种可贵的文学传统，构建起属于自己的“荒野中的批评”。
美国诗歌研究组
弗罗斯特诗歌的意象群
蒲度戎
（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
袁行霈认为，一个诗人是否具有独特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意象群。本文统计并分析了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诗歌中的树木花草、飞鸟鸣虫、风雪山水、牧场农事等自然意象和生活意象的复现和蕴涵，然后认为弗罗斯特是一名独具风格的诗人，他在自己的诗歌田园里醉心于美国新英格兰的乡村风景和农事，哲学地思考着人生，建立了独特的乡村意象群，让自己的名字与“修墙”、“取水”、“割草”、“择路”等意象紧密相连。
论现代诗歌空间的形成规律
郭方云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学空间的形成过程是作家将空间形态艺术化的过程，主要包括相对独立的空间意象单元的建构和整体运行轨迹的形成，一般来说会经历构思、成文、修改和定稿这样四个阶段。现代诗歌空间的形成也基本遵循文学空间相应的规律，但也有其特殊性，比如现代诗歌独特的遣词造句、篇章结构和诗人所处的文学、宗教、哲学、政治和经济背景等，同时涉及现代读者特有的个性特征和时代背景等。本文以艾略特的《荒原》为例，探讨现代诗歌空间复杂的形成过程及其蕴含的诗学意义。本文努力说明的是，现代诗歌空间是现代诗人以文字为媒介，以想象力为基础，遵从一定的艺术逻辑，将自身复杂的、甚至对立的伦理指向、审美诉求等源域创作意识具化到目标域空间上，所形成的独特的诗歌空间审美意象。它不仅仅是三维一体的几何物体，或运动着的物质所依存的哲学空间形态，更是作者主观思想感情、人生体验等审美感受在文本中的艺术表征。作为一种现代艺术重要的表达媒介，空间通过各个意识层次的工作，使现代诗歌获得了隐喻和形式的力量。空间不但帮助现代诗歌完成了对整个宇宙的神奇描绘，也帮助诗人“摹仿上帝的创世的行动，在较小规模上创造了他自己的诗歌小世界或小宇宙”，最终完成了现代诗人对理想世界的审美诉求。
论美国“新形式主义”诗歌的理论基础和创作实践
脱剑鸣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新形式主义”这个名称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批评家们创造的，用来描述包括Dana Gioia, Timothy Steele, Gjertrud Schnachenberg, R.S.Gwynn和Charles Martin等在内的一批年轻诗人的创作手法。他们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运用不再时兴的诗歌技巧如韵脚、音步、固定的形式和非自白式叙述。然而，乔亚觉得“新形式主义”这个名称不够全面，更倾向于用“扩展派诗歌”来描述这些被讨论的作品。扩展派诗人随意借鉴流行文化中的要素，包括风格，主题，甚至是整个诗歌类型。新形式主义或扩展派诗歌的另一明确特征表现在它有意识的避免采用两种特殊的诗歌类型――无形式，自由体的自白派诗歌或是装腔作势的深层意想派诗歌。这批诗人共同所最关切的问题是：他们希望能够赢得那些不是诗人但却热爱文学的读者。渴望获得更广大读者的愿望是新形式主义者依赖传统诗歌技巧的部分原因。新形式主义诗人运用押韵，格律和讲故事的方式，以试图从散文读者中赢得一批大众读者。由于他们强调讲述故事，一些被化定为新形式主义者的诗人有时被称为新叙事派诗人。形式主义诗歌被斥责为以欧洲为中心的、甚至是“非美国”的。作为反击,乔亚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当代诗人不愿意将自由体诗作为可选择的一种表达方式。然而，自由体诗必须被理解为一种技巧，而非一个政治宣言。”而Mark Jarman 和David Mason称：“多种多样的大众现象，如牛仔诗歌和说唱乐都证明了以押韵和格律为特征的Emily Dickinson的诗歌与惠特曼的自由体诗一样，都是美国式的。”
卡尔?桑伯格诗集《烟与钢》的灰色主体
张广奎
（广东商学院外国语学院）
美国诗人卡尔?桑伯格（1878-1967）生活的时代正是美国工业社会快速充分发展和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年代。在这个美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工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其工人既是美国工业化进程的无私奉献者，又是值得同情的牺牲者。与此同时，这个历史时期又是世界大战的灾难性时代，人们的精神和肉体受到了严重的扭曲和伤害。出版于1920年的桑伯格诗集《烟与钢》全面地反映了这一灰色的主题。该诗集出版时正值美国工业社会发展的成熟期（1914-1945）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刚刚结束的时期。在这部诗集里，诗人从这两个角度怀着对人民的同情和对社会现状的愤慨谱写了美国工业社会和世界大战给人民留下累累伤痕的蓝调。
约翰·阿什贝利的旅游视角
罗朗
（重庆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约翰·阿什贝利是美国二十年来具有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关心的不是经验本身，而是经验渗透意识的方式，以及如何从繁复的材料中建筑有意义的结构方式。从他的早期诗集《一些树》，我们选取一些诗歌，分析他在建构这些经验意识方面的努力，特别是他在诗歌创作中采用的一种“旅游视角”，为他的诗歌创作带来了独特的魅力。这种视角安排使诗人的活动空间和描述行为具有一些独特的时空特点，这种时空特点使诗人组织其诗歌创作的时候具有一定的阐释空间，但是这种空间并非全知全能的特点，而是具有很大的内在约束性和外部时空的限制特点，正是这种特点排斥了“无所不知”的诗歌叙述方式，使诗人的个体局限性被得以肯定，并被颂扬，这种肯定个体局限性的做法正符合后现代主义诗歌表达的精神价值。个体局限性的时空表达在诗歌创作中具有独特的“安排”，这种“安排”的结果是为了修正和限制“全知全能式”的叙述方式，对个体局限的肯定是其诗歌创作的一个关键问题，这种视角处理的方式方法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和意义，这为我们更深地解读他诗歌的“模糊性”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也为欣赏其诗歌创作提供了一些独特的视角。
作为玄学派诗人的艾米莉·狄金森
罗益民（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评论一般把狄金森归为具有现代主义启发性的浪漫主义诗人，是美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尾声。但是，研究发现，狄金森的诗歌明显具有英国玄学派诗歌的特征，把科学题材引入诗歌，把论理和情感倾诉结合。在诗歌格律方面，正如玄学派诗歌的先祖们，多恩等人，狄金森没有彻底放弃形式，采用了她很熟悉的，较之于英语诗歌传统诗行，更加短小的圣歌抑扬格。普通音步，四行四音步和四行三音步，成为狄金森诗歌格律的基本构架。在具体细节上，时有变动和翻新，根据实际的需要，使用破格的，甚至残缺不全的，被评论家称为“不可预测的”、“阵发性的”韵律和节奏。在语法方面，她拒绝使用传统的标点符号，她的破折号叙述方式，体现了诗歌摆脱高高在上的文化权威的倾向。她的词句，既涉及到前文，也暗示了后文，创造出一种新奇的叙述和感受模式。她的句法得益于拉丁语的古怪结构，比如主谓倒装，副词形容词倒装，全句倒装或置换，频繁使用对偶，省略头音节，使用插入语和省略法等等。读来让人摸不着头脑。在诗歌的结构形式方面，狄金森基本采用口语和会话的方式写作。在创作技法方面，表现为对奇喻的广泛使用，丰富的悖论作为推理的方式，并且创作了独具特色的看似牵强的意象群。归结起来，这些技法都和以多恩为首领的诗人，如马维尔、考利、克利夫兰、赫伯特、沃恩、克拉肖所作玄学诗歌有殊途同归之效。和先辈相比，狄金森的诗歌在情感和论理的结合方面，情感更加浓烈，不像艾略特评判的那样，是冷峻的，情感和思想是分离的。狄金森的诗歌哲学、神学、沉思的特点极为明显，再加上诗歌写作中体现出来的暗示性，内省的特质十分突出。在这些方面，狄金森超越了她的受益者。
汉语新诗与英语新诗的平行和不平行
傅浩
（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汉语新诗可以说与英语新诗（即现代诗，有的评论家也称之为“新诗”）的发展历史极为相似。首先，二者几乎同时起步（英语新诗以1912年庞德发动意象主义运动始；汉语新诗以1917年胡适发表第一组白话诗始），甚至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都一直平行共进：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英国诗人威廉·燕卜荪曾讲解介绍叶芝、艾略特、奥登等现／当代的英语诗人的作品，对同时代的卞之琳、查良铮、杜运燮等中国诗人产生了直接影响。其次，汉语新诗在语言和形式上与传统格律诗有很大的断裂；英语新诗同样发生了类似的断裂：庞德、威廉斯、卡明斯等新诗开拓者一开始就试图背离英国格律诗传统，创造适合美国习语的新形式。再其次，汉语新诗一开始就借助于翻译，引进外国的诗歌概念和形式；英语新诗同样也借助翻译，从各国诗歌传统（包括中国诗歌）中汲取营养和灵感。汉语新诗与英语新诗也有不平行的时候。首先，汉语新诗越来越西化，与用传统格律写作的“现代诗”泾渭分明；英语新诗虽以自由体诗为新生事物，但同时也不乏用传统格律表现现代意识者。其次，新中国建立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对汉语新诗的冲击极大，使之发生了质变或衰变；二战和五六十年代的社会文化革命同样对英语诗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使之发生了质变，但因此而空前繁荣起来。
矛盾修辞：狄金森情诗中爱情的陌生语法
徐静
（北京邮电大学语言学院）
矛盾修辞在狄金森的诗歌中随处可见，而且矛盾修辞是狄金森诗歌创作的一种思维方式。比如，她通过绝望来描写希望，通过失败的痛苦来描写胜利的喜悦，通过黑暗来描写光明，通过耶稣基督的脸来描写她的情人的脸，通过极度的抑郁来暗示情欲。
狄金森的很多诗都可以归类为情诗。她的大量描写大自然主题的诗篇都有一种sexiness, 而她关于死亡主题的诗篇更是如此。狄金森的大量情诗均体现了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矛盾修辞法。她总是将自己情人的形象和耶稣的形象相比，将世俗的爱情和宗教的神圣并置，将情人之间相聚的渴望与死亡的分离放在一起。在狄金森所创作的关于自然、宗教、死亡等主题的诗歌中，描写爱情主题的诗歌带给读者的冲击力往往最为强悍。她最有力的情诗中都充满了死亡的阴影，并且笼罩着宗教的光环。
爱米莉·狄金森令人感到神秘、陌生，她的爱情诗更是如此。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狄金森的陌生性就是其经典性。布鲁姆甚至认为，“除了莎士比亚，狄金森是但丁以来西方诗人中显示了最多认知原创性的作家。”狄金森认知的原创性也就是她的陌生性。我认为狄金森情诗中的矛盾修辞充分体现了狄金森认知的原创性和陌生性。她的多首爱情与死亡并存的诗篇皆为其颠峰之作，可谓“经典中的经典”。
“花瓣”与“那人”——《地铁车站》与《青玉案元夕》意象之比较
张凌峰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庞德的《地铁车站》与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都用热闹的气氛烘托出了一种不随波逐流的意境，塑造了“花瓣”与“那人”美好的形象。深刻的表达了作者们当时的情怀。“花瓣”与“那人”的形象，正是作者们心中所追寻的美好人格的象征。本文从陪衬、对比的文学手法，语法的偏离，韵律，意象等各方面比较了两者的相似与差异。两首诗的意象有着相似之处：都是热闹场景下突出的鲜明的不随波逐流的形象，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两首诗的意象又有各自的特征：前者以第三人称角度来呈示意象已表达瞬间感觉，后者以个体主体性为内核来铸造意象；前者意象坚实清新，后者意象含蓄具有神韵。两首诗意象的不同体现了美国诗人和中国诗人不同的社会角色，体现了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及中西方意象派诗歌创作方法差异。虽然两首诗的意象存在着如此多的差异，但却都表达了一种不随波逐流的意象。可见两位作者虽然生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但他们所塑造的形象却是如此的相似。两位作者虽已离我们远去，但他们在诗词中所塑造的形象却穿越了时空，这也表明了人们对美好人格的追求是不分国界和时代的。本文比较了两首诗意象的相似和差异之后得出，美国意象诗体现了中美诗歌以及文化的交融。研究中美意象诗有利于了解中美文化的差异和交融。
在历史文化传统中展示和剖析自我—评普拉斯的“蜜蜂组诗”
陈才忆
（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美国自白派诗人普拉斯，以自己的养蜂经历为素材，写下了“蜜蜂组诗”，展示并剖析了她那敏感的内心世界，婚姻生活的痛苦，艺术追求与现实生活的冲突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普拉斯不是直白地抒写自我，而是很有历史和文化传统意识。她的诗歌里引用了很多神话、寓言、历史事件、文学名篇等，这就使她的自白诗与历史文化构成了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
论“展望诗”
朱丽田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美国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展望诗”诞生在独立革命时期，它既是美国革命号角中的强音，也对美利坚民族的身份建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讲，展望诗是美国民族文化独立的起始之作。文化民族主义是这些诗人的基本创作推动力，而史诗式的抒情状物更为展望诗的艺术魅力奠定了基础。论文以展望诗中哥伦布发现美洲这一历史事件为中心，探讨欧洲移民在征服与开发新大陆过程中与美洲土著的对立。通过分析展望诗中哥伦布的美国英雄形象，论文作者指出在这些诗人的文学想象中，他们在构建文化美国时将自己和哥伦布置于殖民者的优势位置，而将美洲土著视为被殖民对象。在这些展望诗中欧洲移民将土著居民视为他者。这种位置优势，与赛义德所批判的“东方主义”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诗人们以哥伦布发现美洲为起点着力建构一个想象的国度。这个美国根植于诗人清教徒祖先的建国构想，它通过诗人的文学想象被描绘成强大的帝国，是世界诸国的榜样。通过突出这段历史他们塑造了地道的美国英雄哥伦布。然而，在面对土著居民时，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这段历史至今仍使相当一部分欧洲白人后裔处于尴尬的境地。这些展望诗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在二十一世纪国家意识、身份问题凸现的今天，研读这些诗歌，研究其历史意义，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少数族裔文学组
略论文化“根性”在华裔文学创作中的流变
朱骅
（上海水产大学外国语学院）
族裔文学的繁荣是与美国七十年代开始的多元文化思潮相生相应的。回溯族裔历史是认识自我的必然途径，成为“政治正确”的一部分，于是在整个人文学科内掀起一股“寻根”热潮，反映到文学上就是对文化“根性”的反思与流变。以华裔文学为例，这种反思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七十年代以前的华裔作品主要以“美国化”为特色，在此不予讨论）。首先是七十年代以赵健秀等为代表的早期“去根”之作。赵健秀将封闭的“唐人街”文化看作美国华人文化之“根”，通过剧本、小说，揭示华人文化的阴暗面，表现出想融入主流的决心；汤亭亭的《女勇士》则以女性主义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性传统。随着“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深入，作家的眼光开始聚焦于族裔源文化中的精神力量，开始了一波“寻根”创作。表现形式上主要有家族“寻根”和文化“寻根”两种。前者以谭恩美的《喜福会》，徐忠雄的《家乡》等为代表；后者则以赵健秀的《唐老亚》，黄哲伦的《FOB》等为代表，直接呈现对中华“根性”的精神“寻求”。到了九十年代当“多元文化”已强化为一种公民意识时，华裔作品中的文化开始呈现“无根性”——种可以随意流动的文化身份，尤其以任璧莲的《蒙娜在希望之乡》，黄哲伦的《寻找唐人街》等为代表。本文将通过事实分析所谓的“无根性”实际上是最坚实的“美国根性”，五彩缤纷的族裔文化最终只是广泛的“美国之根”派生出的一些点缀。
Three Stages of Identity-Seeking of Chinese Americans
关合凤
（河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Identity-seeking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themes i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ry writing, since Chinese Americans have been grappling with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dilemma of the identity crises. Generally speaking, a person has to go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identity formation in earning the right to be called fully human, an essential individual. If a culture serves as a homebase for identity-seeking, the three stages can be termed as “home-keeping”, “home-leaving” and “home-accepting”.Chinese immigrants often find themselves in an identity dilemma when they move to America. Although first-generation Chinese immigrants usually try to maintain their ethnic identity in America as Chinese, they often find it difficult to attain this goal. All kinds of racism in the American society encourage the breakdown of their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and they have to struggle with a new culture.The progeny of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often feel torn between being Chinese and American. In spite of their effort to enter into the mainstream culture, eventually, they see the impossibility of shedding their background, and realize that the hope of belonging in the white American culture is only a fantasy. Finally they see the necessity of going back to their Chinese roots and trying to achieve a connection with their original Chinese culture and a sense of racial and cultural pride if they are to know and accept who they are in the multicultural environment. Consequently, at the final stage, Chinese Americans find their new identity as Chinese Americans who embrace the multiple and often conflicting aspects of Chinese American culture—a blended culture in a shrinking world that is itself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ulturally hybrid.
互文的汤亭亭
胡永洪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汤亭亭小说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她对中华文化的借鉴和挪用，中华文化的许多因素，包括神话传说、历史典故和古典著作等都揉入了汤亭亭的作品当中。本文借用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概念，将汤亭亭的作品（《女勇士》、《中国佬》和《孙行者》）放入作者、作品与读者相互关系的三维空间，阐述汤亭亭作品与中华文化之间的互文性，并着重论述其对中华文化的文本的吸收和转化。
谁动了我的木兰？――从“木兰”的美国化说起
许德金
（天津南开大学外语学院）
本文以美国文化中所出现的“木兰”现象为窗口，通过对美国文学及影视作品迪斯尼《木兰》（1、2）中所出现的“木兰”形象的具体分析，并结合对比中国传统文化中出现的“木兰”形象，指出“木兰”形象的美国化或曰国际化并非偶然，而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已经、正在或即将面临的一个缩影。所谓的“木兰”全球化不过是“美国化”的一个代名词，其实质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隐形的后殖民，反映的是西方文化的霸权和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所谓的“木兰”全球化其实只是中国文化在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西方先是“物化”（reification）、后被“商品化”（commodification）、最终成为美国消费主义的盘中大餐－即后殖民化或曰美国化的一种潜台词。如何在全球化或曰美国化的今天让我国的民族文化在被“动”的同时获得“绿色通行证”或曰“绿卡”，以生态健康地生存下去是值得我们每个炎黄子孙认真思考的问题。
从好莱坞影视看欧美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
——21世纪亚裔作家的首要任务
卢俊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20世纪60年代美国轰轰烈烈的亚裔学生运动将亚裔知识分子分成了政治和文化两个阵营，其中文化阵营的目的就是打破欧美民族中心主义所创造的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刻板印象。半个世纪过去了，亚裔知识分子写出了不少的小说，戏剧和评论文章来抨击欧美主流话语中亚洲人的刻板印象，并且为重塑正面的亚洲人形象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然而，好莱坞影视中的亚裔人形象在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并没有因为亚裔文学的繁荣而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现象的出现有着多重原因，如导演对异质文化的误读以及在电影制作中对票房的考虑等等，但是其中另有更深层的原因。根据葛兰西的理论，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有“统治”和“认同”两种方式。强化舆论宣传，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已经成为“领导权”的思想意识和宣传手段的集中体现。影视是进行宣传的重要手段，如果我们把好莱坞的影视放到宏观的文化背景下，就不难发现这是欧美民族中心主义、文化霸权的体现。文化霸权往往就是从民族中心主义出发，不断生产和制造出许多“白人神话”，并通过葛兰西所认为的“认同”形式进行渗透。如果说20世纪是在第三世界反抗殖民地的斗争中度过的话，那么21世纪以文化和文明差异为基础的冲突和斗争将不会消失，而作为身处欧美民族中心主义中心的亚裔作家来说，消灭好莱坞影视中所体现出来的欧美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应该是他们的首要任务。
“命运”和“信仰”的再阐释—谭恩美新作《命运的对立面》主题词解读
谭岸青
（广州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继2001年推出长篇小说《接骨师的女儿》(The Bonesetter’s Daughter)，当代著名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又于2003年推出新作——《命运的对立面》（The Opposite of Fate）。谭恩美以往的创作灵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身凄惨曲折的家史和丰富的东西方文化背景。这回，新作虽然也与家史和个人经历密切相关，但她首次转向非小说（non-fiction）体裁——随笔，带领读者进入她如何成长为作家的心路历程。在文本里，“命运”和“信仰”是作者有意突出的主题词。在跨文化语境里，谭恩美对命运、信仰和移民情感的表述值得我们深入探讨，这些表述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她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创作观。她深入阐释了个人对人生的看法、对写作的信仰及对未来的希望，这从一定的侧面为她之前的小说素材来源提供了丰富的脚注，并使读者看到了她多年的创作中一直所谋求的游离在中美两种文化、两个世界间的平衡，以及进一步强化个人写作风格的某种努力趋向。
解析《喜福会》中母女关系的文化内涵
李渝凤
(海南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谭恩美是当代最受瞩目的华裔美籍作家之一。在其小说《喜福会》中，她交错运用不同的叙述观点来说故事，从而串联起母亲和女儿、中国和美国，过去和现在。小说里的女人们一生都在进行自我探寻的旅程：如何在母女关系与双重文化价值观中寻求一个平衡点以及摸索出适当的身份认同。此外，她们还在摸索如何在双重文化背景下找到最利于自己生存的方法。她们或许还没有找到自我，但至少从母女渐渐互相妥协和解的情节里，读者看到了希望。本论文探究因文化冲突、语言隔阂而造成的复杂的母女关系，并进而讨论在双重文化的处境里，这些女儿们在经历与母亲冲突和摩擦的过程之后，如何获取中西文化上的特点来适应美国情境和完成女性主体认同的建构。本论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作者谭恩美及其小说《喜福会》；第二部分讨论母女之间的对立状态并主要从文化及语言方面分析其原因；第三部分讨论母女关系的意义；最后一部分强调母女之间的理解和认同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以及作者谭恩美作为美籍华人作家跻身进入美国“主流文化”的期望。
麻将、螃蟹及其他：《喜福会》中的中国意象
黄淑芳
（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与其说是一部长篇小说不如说是一部长篇寓言故事。除了每一部分以一个小寓言开篇，每个母亲的故事，每个女儿的故事以及母女的冲突与妥协也都是一个个的寓言。他们不仅在母女关系，中西文化方面有着深刻的寓意，还在人生这个永恒的无穷尽的主题上提出了各种值得深思的问题。除此之外，整部作品中充斥着各种中国意象及它们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与哲理。麻将，这种在华裔作家作品中常见的中国特色的牌戏，在《喜福会》中起着非同寻常的重要作用。它代表了中国传统女性的处世之道，揭示了复杂而隐秘的人际关系，甚至决定了作品本身的叙事结构。而作品中其他中国特色的意象如棋、螃蟹、馄饨等也都蕴涵了中国文化与哲学思想，并且成为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显示器。另一方面，中西方读者对于这些中国意象的理解角度与程度的不同又造成文本之外的文化冲突与融合。本文通过对《喜福会》中各种中国意象的寓意分析，来揭示其在作品内外中西文化冲突的主题方面所起的作用。
合久必分——华裔文学的趋势
周建
（吉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提起华裔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华裔文学作品则主要通过华人的艰难生存，身份认同等问题，来表现中国人受排挤、压抑到抗挣、承认的历史，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价值的冲突和融合。华裔文学作品经常在自觉不自觉的两难中塑造中国形象。华裔文学作家经历了对中国印象的不同刻画和解读。中国人对美国的复杂态度表现在文学作品中。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华裔文学继犹太文学、黑人文学之后，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冲击着美国的主流文学。华裔作家以自己的笔书写了他们眼中的中华文化，从误解到理解再到宣扬，他们在一步步接近祖国，改变曾经的片面理解，并试图用自己的探索来重塑中国的形象，迫不及待的改变中国人在他国的“他者”印象。我们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了他们希望中美文化最终走想融合所寄予的美好憧憬和希望，但我们也同时看到，美国华裔特殊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地位，使他们不能象黑人文学和犹太文学那样坚定的被美国文学所接受，认为华裔文学是美国文学的一部分，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如此。华裔文学用自己的独特叙事来开创了文学的新方向。未来的华裔小说将是个性和独特的一代。
美籍华人作家哈金作品中人生荒谬的主题
管建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
美籍华人作家哈金是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的获得者，现已成了美国评论界最热门的作家之一。不同于其他划一美国作家的是，哈金的作品不去表现华裔美国人在文化认同上的困惑和生存奋斗的艰辛，而是充分利用个人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经历，在小说虚构的空间里探索小人物的生存境遇和悲苦命运。本文试图采用存在主义的理论视镜，在分析其代表性作品《池塘》，《等待》和《战争垃圾》的基础上，揭示其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生荒谬的主题，即个人被抛入历史社会中，不可避免地会成为社会组织体制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牺牲品，个人意志的张扬和对于命运的抗争只能以反讽式的结局而告终。
跨越时空的对话——试析《天堂树》中的对话现象
刘佳
（北京语言大学）
俄国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通过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提出了著名的文学术语—“对话性”并将其反映在小说创作中的对话理论划分为“微型对话”与“大型对话”两种形式。“微型对话”表现为主人公与主人公之间的对话和人物的内在对话，而“大型对话”则是指小说结构、人物关系等等。《天堂树》是萧恩·王发表的第一部小说。书中的主人公兼叙述者，雷恩斯夫德·陈是第四代美国华裔。在这部小说中，雷恩斯夫德追溯了他的家族四代在美国打拼的历史，以及他们对美国社会所作的贡献。整部小说叙述手法独特，梦境与现实不断交错出现。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对话存在于一切小说之中”。萧恩·王在《天堂树》这部小说中构建了一张纷繁复杂的对话网。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试析小说中的对话现象：主人公雷恩斯夫德通过不断出现的梦境以及自己的想象来实现自身的对话以及与父亲、祖父、曾祖父之间的对话；雷恩斯夫德的父母通过书信完成彼此之间的对话；综观整部小说，美国主流文化与少数族裔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冲突构成了此书中又一个较为明显的对话现象。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天堂树》这部作品中的对话现象来揭示华裔美国人在西方的逆境下努力奋斗，寻求自己的生活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复杂的生活经历。
连接两种文化的桥梁——《龙翼》的文化解读
张颖（东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孟宪华（青岛大学师范学院）
美国著名华裔小说家叶添祥（Laurence Yep）的小说《龙翼》（Dragonwings）获1976年美国少儿文学纽伯里荣誉图书奖，国际阅读协会儿童图书奖等多项大奖，是作者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小说描述的是一个叫月影(Moon Shadow)的八岁中国男孩远渡重洋到美国旧金山与他素不相识的父亲骑风(Windrider)相聚以及随后帮助父亲追求并实现飞行梦想的经历。小说取材于一个叫冯如(Fung Joe Guey)的中国移民1909年在美国首飞长达20余分钟的史实。小说同时再现了20世纪初华裔美国人奋斗与生活的历史。叶添祥借小说《龙翼》的创作寻找自己华裔文化身份，小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首先是一幅中国风俗和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式的画面，不仅如此，他在小说中还试图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同时，叶添祥又对不同文化的交流及超越文化差异的人的交融进行了探索。小说体现了作者这样的观点：文化并无贵贱优劣之分，也无主流边缘之别。文化的差异是存在的，对异文化应采取尊重理解的态度。不同文化之间又有普遍性和互通性，这是文化交流的基础。但是，理解并不等于认同，文化交流也不能以牺牲本民族文化特色为代价。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同异文化平等交流，进而达到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这才是人类追求的理想境界。
论《说母语的人》中多元文化主义思想
王淑芳
（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韩裔美国作家李昌瑞（Chang-rae Lee）是继汤婷婷和黄哲伦之后最受亲睐的亚裔美籍作家之一。他的处女作《说母语的人》荣获包括极富盛名的海明威基金会奖等六项不同的文学奖，并荣获1996年纽约的年度小说。《说母语的人》从美国第二代南韩移民亨利·派克的美国白人太太离家出走开始，引出亨利这位沉默的亚裔如何成长为白人眼里的非母語人士、假货、间谍和叛徒的过程。本论文主要基于Hofstede和Schwartz对群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研究，从多元文化思想入手解读小说主人公亨利派克的复杂心态和价值取向，剖析小说丰富的文化和政治张力。从美国的移民历史看，自民族形成之初始，一直存在多元和元与元的差异。最初阶段至20世纪中期，主流文化-个人主义文化（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占绝对优势的存在，其他处于非优势地位的各元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主要被同化与控制的方式存在。多元文化思想的缺失令亨利为代表的第二代亚裔美国人试图背离代表其族裔文化的群体主义文化，趋附于代表美国主流文化的个人主义文化。但趋附美国主流文化附加出的对自我的压抑和对族裔文化的突显使亨利意识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同实际社会地位低下之间的反差。在不断的文化背离与趋附的过程中，在族裔利益冲突的催化下，以亨利为代表的第二代亚裔移民终于认识到多元文化思想是他们摆脱认同危机，走出边缘化以及有效治疗“失语”的途径。
从矛盾中寻找和谐：评鲁道夫?阿纳亚的《保佑我，乌勒蒂玛》
李保杰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保佑我，乌勒蒂玛》是奇卡诺作家鲁道夫?阿纳亚的半自传体小说。作者通过第一人称的倒叙手法，讲述了民间游医乌勒蒂玛在主人公安东尼奥·马雷斯成长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安东尼奥的生活中充满了种种尖锐的矛盾——父母分别代表的不同亚文化群体的矛盾、天主教和土著信仰的矛盾以及奇卡诺文化和非西班牙裔主流文化的矛盾，这些都是奇卡诺群体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真实的生存现状。这些矛盾不仅是少数族裔群体面临的现实，同时也是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他们获得生存契机的源泉。主人公最终借助于乌勒蒂玛的引导下，以奇卡诺神话为基础，了解自我与民族的神话历史，重新构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从而成功地超越矛盾，寻找到和谐，找到身份、自由和生存方式。作者阐述了横跨两种文化的奇卡诺群体必须接受由此所带来的矛盾，同时主流文化和奇卡诺文化的关系始终是“同化”和“对抗同化”的过程，而斗争的最终结果不是奇卡诺文化被同化，而是美国文化发生变化，将奇卡诺文化纳入主流文化的一部分。由此也表达了奇卡诺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认同的重要性。
“我是谁”之探寻——从形象学看赛珍珠、汤亭亭的文化身份重建
刘娜
(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化身份是一种在我们对世界的主体经验重建与构成这种微妙的主体的文化历史设定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方式。个人总是努力寻求自己的文化身份以获得心理安全感，在异质文化下生活的人们尤其如此。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异质文化的相互撞击产生一种张力，这种张力使得个体的文化身份意识加强，产生身份缺失的焦虑感——“我是谁”。对身份的焦虑必然促使个体寻求并通过各种途径重建自我的文化身份。生活于两个世界之间的赛珍珠和汤亭亭都经历了身份焦虑——身份探寻——身份重建这样一个过程。综观两人的作品，都少不了文化身份的探寻这一主题，而表现这一主题的策略之一就是通过作品中形象的塑造。赛珍珠和汤亭亭在各自的作品中分别塑造了两类截然不同的中国人形象，这实际上也折射出两人对“自我”的不同认识与重建。比较文学形象学首先面对的是异国异族形象，然后才是创造自我民族的形象，而自我民族的形象隐藏在异国形象之后，对其塑造起决定作用。本文拟从形象学的角度，比较分析赛珍珠和汤亭亭作品中的不同形象及这些形象所隐含的社会文化语境与作者的心态，从而得出赛珍珠和汤亭亭笔下的中国人形象实际上是作者寻求自我文化身份对自我认识的理想构建。
“A Shadowless Participation”:
Toni Morrison’s Beloved and Discredited History
朱瑛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
Through an in-depth look at Morrison’s fifth novel Beloved, this essay makes the case that history is unavoidably an incomplet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ast and that fiction, with its capacity to discover hidden histories and imagine unrepresented realities, can supplement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in ways that are vital to people in suppressed cultures. Though “discredited” is used in particular for history or culture on the periphery, the essay argues that Morrison takes this word to measure against the dominant discourse as well. To enforce its invisibility through silence is to allow the black body a shadowless participation in the dominant cultural body”. The discussion on Beloved and discredited history is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with each bringing to light a different side of “a shadowless participation.” The first section looks at “a shadowless participation” as Morrison’s interweaving of factual and fictional elements for plot and character, especially, her inventive revi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slave-narrative tradition. The second section analyzes “a shadowless participation” in terms of Morrison’s creation of Beloved the character and the gift of rememory to access the interior life of her characters and to articulate their undocumented and unacknowledged experience. The last section considers “a shadowless participation” as a beginning in an unending process to rectify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reality in imaginative literature.
作为“第三者”的无奈和迷失
──对莫里森《爵士乐》中多卡斯的精神分析
杜志卿
（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
年方十八的黑人女中学生多卡斯（Dorcas）是托妮·莫里森的力作《爵士乐》（1992）中重要人物。她扮演了“坏女人”的角色-----“第三者”。小说以她的死亡为引线和情感冲突的焦点，追叙了南方黑人夫妇乔（Joe）和维奥莉特（Violet）背井离乡，在北方城市流浪漂泊、谋求生路的坎坷经历。本文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考察多卡斯畸变的心灵轨迹，以揭示该“第三者”形象所隐含的艺术审美价值和心理意义。多卡斯的成长环境与她的长辈不同，她完全在城市的喧嚣中长大，耳濡目染了城市文明和白人文化。她所选择的是一种极“轻”（light）的自由堕落的生活。她象“爵士乐”时代那些醉生梦死、及时行乐的年轻人一样，生活毫无目标，精神极度空虚，唯一的乐趣就是到处寻求感官刺激。在她眼里，生活就是要充分享受自由和快乐。除此之外，一切都毫无意义。从多卡斯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看出，她其实是一位典型的患有“反社会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的女孩──她的生活只听从原始本能和欲望的支配，丝毫不顾及社会道德和一般的行为规范。如果按照弗罗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多卡斯之所以选择反叛社会的生活，在行为上损人利己，缺乏道德，易受诱惑，无羞耻心，乃是由于她童年的人格结构上未能形成“超我(superego)”层面之使然。换言之，父母双亡后亲子之间感情完全缺失致使多卡斯的人格不能健康地发展，她人格中的“超我”层面无法在向父母的认同中形成，这是她日后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形成的主要原因──她反叛家庭和社会是因为她得不到家庭和社会的照顾和爱护。她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她对自己所受痛苦的一种“本能”式的报复。
继承传统文化确立主体身份
——论黑人文化在《最蓝的眼睛》的体现
李权文
（湖北恩施湖北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
托妮?莫里森的文学语境涵盖黑人、妇女和美国，身为非裔美国人的莫里森致力于保持和发扬黑人文化传统。她在《最蓝的眼睛》中生动地展现了诸如讲故事、黑人音乐和社区责任感等黑人文化传统以及它们在黑人的生活、生产劳动或工作中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表达了她对黑人传统文化的深切关怀和深厚感情，揭示了黑人作为美国的一个少数族裔惟有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方能实现自我价值的道理。
有“爱”敢为歌—莫里森的小说《爱》对黑人女性解放的呼唤
李美芹
（青岛城阳莱阳农学院外国语学院）
莫里森的新作《爱》融会了她对历史、种族、文化、性别和“爱”的再思考，将非洲裔美国黑人过去和现在的生存境遇融入了文本中，在民权运动的政治语境下，叙述了黑人女性在男权至上主义王国中挣扎的痛楚与失落、抗争与渴望，女性间的爱恨怨愁和离合悲欢以及她们渴望参与历史的评价与建构、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消解男性种族主义与性别主义的心理诉求。小说《爱》中女性形象无一不渗透作家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思索。莫里森通过艺术的形式把受主流意识形态压迫和排斥的黑人妇女凸显到前台, 通过她们独有的经历和体验, 以“爱”的名义，呼吁社会改变对黑人女性性别角色的限制, 同时希冀黑人妇女摒除历史与社会强加于黑人女性的束缚和重负, 重新审视自身的内在需要和价值观念, 弘扬黑人妇女的传统美德, 从而作到自尊、自信、自强、自爱, 真正实现妇女解放的梦想。男权王国代表比尔·科西一边在“对抗着”种族主义的历史，一边却又在重写着黑人女性受男权压迫的历史；男权王国中的女性希德、克里斯廷和梅所谱写的悲歌及她们所受苦难的根源；小说中消解男权中心主义的人物L和朱尼尔这样的女性形象和桑德勒祖孙二人，让人们在笼罩着全书的悲剧氛围中看到了女性获得解放的希望。通过以上分析，本文探讨了莫里森对“后民权时代”黑人妇女解放的理性思考, 指出女性的独立和解放需要女性人格价值尺度的再造更新、女性姐妹般的支持和男性“同志”式的参与。
有“爱”敢为歌—莫里森的小说《爱》对黑人女性解放的呼唤
李美芹
（青岛城阳莱阳农学院外国语学院）
莫里森的新作《爱》融会了她对历史、种族、文化、性别和“爱”的再思考，将非洲裔美国黑人过去和现在的生存境遇融入了文本中，在民权运动的政治语境下，叙述了黑人女性在男权至上主义王国中挣扎的痛楚与失落、抗争与渴望，女性间的爱恨怨愁和离合悲欢以及她们渴望参与历史的评价与建构、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消解男性种族主义与性别主义的心理诉求。小说《爱》中女性形象无一不渗透作家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思索。莫里森通过艺术的形式把受主流意识形态压迫和排斥的黑人妇女凸显到前台, 通过她们独有的经历和体验, 以“爱”的名义，呼吁社会改变对黑人女性性别角色的限制, 同时希冀黑人妇女摒除历史与社会强加于黑人女性的束缚和重负, 重新审视自身的内在需要和价值观念, 弘扬黑人妇女的传统美德, 从而作到自尊、自信、自强、自爱, 真正实现妇女解放的梦想。男权王国代表比尔·科西一边在“对抗着”种族主义的历史，一边却又在重写着黑人女性受男权压迫的历史；男权王国中的女性希德、克里斯廷和梅所谱写的悲歌及她们所受苦难的根源；小说中消解男权中心主义的人物L和朱尼尔这样的女性形象和桑德勒祖孙二人，让人们在笼罩着全书的悲剧氛围中看到了女性获得解放的希望。通过以上分析，本文探讨了莫里森对“后民权时代”黑人妇女解放的理性思考, 指出女性的独立和解放需要女性人格价值尺度的再造更新、女性姐妹般的支持和男性“同志”式的参与。
《所罗门之歌》中的黑人女性群体形象浅析
许媛媛
（徐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文从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出发,对《所罗门之歌》的黑人女性人物展开具体分析,并从三个方面挖掘了这部小说中所蕴涵的黑人女性主义主题。首先，通过分析小说中黑人女孩哈加尔的悲剧，本文揭示了莫里森如何在小说中表现白人价值观对黑人女性的摧残这个黑人女性主义主题的。其次，通过分析黑人女仆瑟斯独立、自主的形象，本文讨论了另一常见的黑人女性主义主题：向白人社会强加给黑人女性的行为模式提出挑战。而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刻画了另一种黑人女仆的形象：瑟斯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两个黑人孩子免遭白人主子的迫害，并在白人主子去世后依然留在白人家中，但她留下不是帮助白人看守家业，而是要亲眼目睹这份白人从黑人那里掠夺来的家产灰飞湮灭。再次，借助分析黑人妇女彼拉多对嫂子露斯的帮助，本文探讨了莫里森如何在小说中倡导黑人女性团结互助的“姐们情谊”。但在彼拉多的帮助下，露斯再次怀孕并产下一子“奶人”，从而向梅肯所代表的父权做出了有力的回击。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本文挖掘了这部小说中所蕴涵的黑人女性主义主题，从而揭示了莫里森对黑人女性命运的关注，以及她在这部作品中为黑人女性寻找出路所做的努力。
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多元文化融合
——非洲祖先信仰在莫里森小说《宠儿》中的体现
曾梅
（山东交通学院外语系）
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小说植根于多元文化的沃土之中，非洲黑人传统文化构成了她小说的重要背景，《宠儿》和《所罗门之歌》等小说中都带有浓重的非洲传统宇宙观（对祖先的崇拜与信仰）的色彩。研究者们注意到不仅老一代人而且年轻的一代同样有着“祖先信仰和习俗的背景”。。《鼓与阴影》收录了美国黑人讲述的关于没头、没脚、缺胳膊少腿的鬼魂的故事，如古拉族人中就流传着很多这类的故事，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上几代人直至非洲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古拉族人来自于西非，这里是大部分非洲黑人被掠夺贩卖到美国的地方。如果把这些身体残缺的鬼魂与身体也同样残缺的宠儿联系在一起，那么宠儿的身体残缺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非洲女性连拥有自己身体的权利都没有。戴博拉·霍维茨把非洲女性忍受毒打、蹂躏和“被吞噬”与她们“情感与身体分离”有关。本文以《宠儿》为文本，用非洲宇宙观来解读文本中一些读来令人费解的篇章，阐释这部还原了被白人扭曲的美国黑人文化和历史的杰作。莫里森的每一部小说里都融会着非洲传统文化，她的作品植根于非洲祖先文化的沃土之中，讲述着非洲黑人后代在美国的经历和故事。英国的语言、非洲部族的信仰、美国的现实生活、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等多元文化因素使《宠儿》具有绚丽的色彩。跨文化解读文本，能使读者加深对莫里森作品的理解，更好地解读作品字里行间的蕴意。《宠儿》印证了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美国黑人对争取民族发言权、阐释权和文化生存权而进行的斗争。
The Building of Identity through Cultural Hybridity in Toni Morrison’s Paradise
王烺烺
（厦门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Storytelling is always historiography in Morrison’s fiction, and constructing a viable identity by the “rememory” of the past is always one of Morrison’s major concerns. However, in Paradise, the completion of her historical trilogy, Morrison shows that a monolithic, essentialist view of history and a Manichean method of identification are binding and blinding in the reconstitution of both the individual self and society at large. When the black people try to obtain their subject position and build their identity by relying on this discursive strategy, they are actually employing a reverse – discourse, which ironically repeat the ideology they try to shun. In depicting the failure of Ruby, the one all-black town in a remote place of Oklahoma, Morrison offers a critique of essentialism and Manicheism, which are unrelentingly disrupted by difference and hybridity.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monolithic polarized view of identity sustained by the leaders of Ruby in their search for paradise, Morrison offers the continuous hybridization which takes place in the nearby Convent. The Convent then emerges as what Bhabha terms as “liminal space”, or “Third Space”, where the monolithic categories of religion, race, class, and gender converge and make cultural hybridity possible. Morrison seems to suggest that such “Third Space” as embodied by the Convent with its enunci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its challenge to homogenizing, unifying force in identification, indicates the direction of identity building for the diasporas and opens the way to the craved paradise for them.
艾丽丝·沃克和她独特的视角
陶茜
（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
当代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是美国黑人文学第三次高潮的先锋代表。她的作品显示出她对美国黑人文化和种族问题的强烈关注，也表现了她为黑人族裔争取话语权的不懈努力。不论她的诗歌还是她的小说，都揭示了美国黑人文化与白人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和融合的复杂关系。在探讨黑人自我意识和种族身份这一主题方面，艾丽丝·沃克提出妇女主义这一概念，表明作家对黑人女权主义丰富内涵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观点。不少评论家都对沃克提出的妇女主义这一概念作了全面的分析，本文旨在这些研究基础上，进行更深一步的探讨，引入佐拉·尼尔·赫斯顿思想对沃克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尤其体现在作家如何看待种族、性属和阶级等问题方面。沃克高度赞扬赫斯顿提出的“种族健康”的主张，认为应该把黑人作为完整的、复杂的、未被贬低的人的意识，这是许多黑人写作和文学所缺少的。在性属问题上，沃克不仅批判性别歧视，而且更强调女性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实现，特别是黑人妇女，需要寻求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道路，这也是“妇女主义”所包含的更深层的涵义。同样在阶级问题上，沃克指出黑人妇女作为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体，有时需要采取一种迂回的、不明确的、柔性的抵抗方式，才能获得更有效的结果。综合作家在上述问题的观点，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妇女主义”所包含的丰富内涵和沃克独特的创作思想。
从《秀拉》看托尼.莫里森的女权主义观点
章汝雯
（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
本文以托尼.莫里森的小说《秀拉》为例，从女性力量和民族性的结合、追求个性解放、以民族文化为尺度三个方面论述莫里森的独特的女权主义观点，指出她的女权主义观点是受黑人民族性制约的。莫里森主张的女权主义不等同于普通意义上的西方女权主义，而是指黑人妇女在追求个性解放、实现自我的过程中，把个人追求与民族文化统一起来，并以黑人民族的优秀传统为衡量尺度，让自身力量在民族性的制约下得到充分发挥。
在黑白两个世界游走的女黑人
——解读艾丽丝·沃克《日常用品》中“我”的形象
王海燕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博士生 ）
本文是对著名女性主义评论家芭芭拉·克里斯蒂安关于《日常用品》述评的深度阐释和补充。克里斯蒂安认为，该小说的叙述者母亲“我”代表拥有认识自我和保持完整自我权利的当代黑人女性。本文在深入阐发该观点和仔细审读小说文本的基础上，结合沃克本人的创作美学追求，认为母亲的性格不是单向的。她生活在现实的黑人世界和想象的白人世界里。她是黑人世界的成功者，但是白人世界的失败者。母亲的成功和失败主要是由美国黑人女性的历史际遇和当时美国社会文化的嬗变造成的。她游走的双重轨迹凸现美国黑人女性对美好未来的企望。
社会空间的流浪者
——评葆拉·马歇尔的《褐姑娘，褐砖房》
申昌英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本论文以女权地理学的视角解读当代美国黑人女作家葆拉·马歇尔（Paule Marshall）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褐姑娘，褐砖房?（Brown Girl, Brownstones），分析女主人公在各种对立的社会空间中穿梭的迷茫和主体同一性构建的艰难。
独立与自尊的呼声
——从两部自传作品看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成熟过程
王莲香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左拉·尼尔·赫斯顿的自传《道路上的尘迹》发表于1942年，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而玛雅·安吉鲁的首部自传《我知道笼中鸟为什么歌唱》（1970年）是美国民权运动时期黑人女性自传的代表。赫斯顿的自传描写了她作为一名作家的成长经历，而安吉鲁的自传也是用艺术的手法阐释个体的亲身经历。它们的重点都不在遵循 “自传”的传统模式而在于作者的“文学”创造。综观这两部作品，我们不仅会发现黑人女性自传作品的延续性发展变化，而且也见证了黑人女性自我意识在不同历史时期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
性别、种族、宗教的交响乐
——凯瑟琳·安·波特的《玛丽亚·康彩普馨》
与佐拉·尼尔·赫斯顿的《汗水》对比研究
李晋
（北京工业大学外语学院）
凯瑟琳·安·波特的短篇小说《玛丽亚·康彩普馨》(1922)与佐拉·尼尔·赫斯顿的短篇小说《汗水》(1926)分别刻画出女性人物玛丽亚和迪迪亚在深受白人与少数族裔（印第安族裔与非洲裔）双重性别与宗教文化的压迫下，如何借助自身力量及其他力量从唯唯诺诺、内化强势文化转为奋起反抗、乃至颠覆消解强势文化，成为自主、独立的新女性。论文将从作品中反映出的性别、种族与宗教的多元视角对比分析两部短篇小说，指出族群的支持在女性解放中的重要性，论证波特和赫斯顿创作中的女性意识、种族意识以及宗教意识。在这三者互为交织的网络里，女性人物通过显性或隐性的方式颠覆殖民文化权力机构，建构出新型少数族裔女性自主身份，奏出震撼心灵的交响乐。
论《看不见的人》象征与讽刺手法的应用
董颖
（东北师大人文学院英语系）
《看不见的人》是典型的以身份危机作为主题的一部小说。它描绘了非裔美国人在白人主宰的美国社会中如何寻求真正的自由，如何进行自我身份的寻找。拉尔夫·艾里森在他的小说《看不见的人》中，描写了一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非裔美国青年,躲在纽约一家白人住宅的地下室里,叙述自己从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根深蒂固的南方来到工业发达的北方大城市,为了寻找自我反而失去自我的经历。小说揭示了存在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种族之间的种种不正常的关系,深刻阐述了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本文从埃里森的写作风格和技巧入手，主要分析了小说中的象征手法，讽刺手法的应用，旨在分析他如何运用精湛的写作技巧来升华非裔美国人抗争的主题。本文从两方面进行研究。首先通过对作者使用典型的象征手法的分析，分析作者如何使用象征的手法来揭露非裔美国人处于白人为主流的社会中的被看不见的事实。指出尽管非裔美国人在以白人为主流的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白人仍用其主流的白来掩盖他们的黑，使其处于看不见的位置，从而从更深的层次揭露了非裔美国人的生存惨状。其次，抓住小说典型的讽刺手法的应用。通过对其应用的研究，体会作者赋予平实的语言以深刻的含义，从而揭露了非裔美国人悲惨的生活以及美国社会种族主义极大的不公平。
《看不见的人》的神话隐喻模式
易立君
（湖南理工学院外语系）
美国著名黑人作家拉尔夫·埃里森以“柏油娃”的神话故事作为他的小说《看不见的人》的基本结构来反映黑人以及现代人类面临的“无形”的真实困境。本文从埃里森对这个神话模式的具体运用入手来分析这部作品的深刻内涵，进而挖掘作品的艺术价值。
焦虑、抑郁与虐待：评理查德·赖特的《野性的假日》
庞好农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理查德?赖特是美国二十世纪中期著名的非洲裔美国作家，他一生共写了五部长篇小说，其中四部《土生子》（1940）、《局外人》（1953）、《长梦》（1958）和《今日的主》（1963）主要讴歌黑人追求种族平等和社会正义的抗争，抨击了罪恶的种族主义制度和种族歧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954年出版了一部以白人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野性的假日》。在这本小说里，赖特指出黑人所遭受的社会、经济和心理等方面的压力也同样出现在白人身上。小说主人公厄斯特?富勒的个人经历表明：退休是人生从高峰转入低谷的转折期，由此而产生的焦虑、抑郁等心理反应将加重人的失落感和彷徨感；人生低谷期可能激活幼年时形成的潜意识，导致现实某物与过去情感的移情错位，从而使潜意识或无意识的宿怨转化成有意识的暴力或虐待。因此，不合理的社会环境会激活和加剧人本来处于抑制状态的野性。本文采用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原理主要从焦虑、抑郁和虐待三个方面来探讨退休对人的冲击以及宿怨型无意识和潜意识转入有意识状态可能使人走向极端的可怕后果和危机。
美国土著文学研究组
十九世纪美国文学经典中的印第安形象初探
邹惠玲
（徐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文从后殖民批评视角出发，以库柏、麦尔维尔、马克·吐温这三位美国白人文学巨匠的作品为例，探讨、分析了了十九世纪美国白人文学经典中的印第安模式形象。在“皮裹腿”系列小说中，库柏精心刻画出高贵的野人和卑劣的野人这两类印第安形象，突出表现了印第安人的野性，强调了印第安人的愚昧落后与凶暴残忍；在《白鲸》中，麦尔维尔把库柏首创的上述两类印第安形象结合起来，塑造出既高贵又邪恶的印第安野人形象塔希泰戈，一方面展示出他的勇气和高超技能，另一方面突出表现了他那些野蛮的、邪恶的性格特征；而在《汤姆· 索亚历险记》中，马克· 吐温以库柏的卑劣野人为模式，塑造出一个面目可憎的印第安恶棍形象----印江· 乔，把他描写成一个狠毒、狡诈、天性邪恶的野人，一个与库柏的野人形象相比面目更为狰狞、行为更令人发指的恶魔。本文认为，库柏、麦尔维尔和马克· 吐温所塑造的印第安野人形象既体现着当时美国主流社会对印第安问题的立场，也昭示出在印第安民族被边缘化的过程中，白人文学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三位白人文学巨匠无一例外地为印第安野人形象设计了死亡结局，这不仅反映出当时美国公众中普遍存在的对印第安人斩尽杀绝的仇视心理，而且传达出这些白人作家对印第安民族注定灭绝的殖民话语的认同。
西尔科作品中的美国土著女性特征
康文凯
（南京邮电大学外语系）
本文通过文化比较分析了目前用女性主义视角对美国土著女作家西尔科作品的解读，指出解读西尔科作品不宜运用女性主义视角；同时通过对西尔科作品《说书人》和《典仪》中女性和男性共同承担社会角色现象的分析，阐明了西尔科作品中体现的美国土著女性特征具有包容性，表现为广义上的人性特征，对其他文化中的女性，尤其是女性主义者，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A Daughter of Earth
—An Ecofeminist Approach to Louise Erdrich’s Tracks
井卫华（大连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方丹（大连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研究生）
Louise Erdrich, one of the most famous writers in 20th century, is a native American writer. Tracks, the third book published in her North Dakota series, chronicles the lives of Ojibwa people living in North Dakota between the winter of 1912 and the spring of 1924, when the effects of the General Allotment Act of 1887 causes great loss of Indian land. Tracks is “essentially a story about the loss of land and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connected to it.” According to American Indians, land is the only thing that lasts life to life. However, Euro-Americans considered what they encountered as merely a wilderness that should be conquered. The essential divergences between Indian and Euro-American worldview lie not only in their attitude toward nature, but also in their notions of female. Indian women traditionally held high status in tribes. Accompanied with the damage of their land, Native American women have suffered from devaluation, too. Like in other Erdrich’s fictions, the mixed-blood women and Native American women in Tracks are suffering from the denigration and loss of their identities. Pauline Puyat serves as the embodiment of such a young woman who seeks to empower herself and find her identity. Pauline’s distorted soul and tragic fate manifest that neither men nor God can rescue women from suffering. By the discussion of men’s twin domination over nature and women in Tracks, this paper aims to point out that Fleur Pillager defied the oppression by deriving power from her integration with nature, and to probe into the ecofeminist awareness in this novel.
幸存者的声音——美国印第安女性文学述评
刘玉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语境下，美国的族群（ethnic group）研究更是向着开放、包容、多元、跨学科等方向发展。美国印第安女性文学以延续自己民族悠久的口述传统为己任，其英语文学历经百年的发展，而今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堪称当代美国文坛的一支奇葩，尤其是以波拉·甘·艾伦、莱斯利·马蒙·希尔科和路易丝·厄德里奇为代表的新一代印第安女作家。
象征世界中的文化身份重构——《痕迹》的生物象征解读
陈靓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博士生）
在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殖民进程中，“身份”问题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印第安人。以路易丝·厄德瑞克等为代表的当代美国印第安作家虽然身负多重文化身份，但由于深受本部族文化的熏陶，致力于表现当代美国社会中印第安人的困惑、挣扎、艰辛、快乐和不幸。在《痕迹》中，路易斯·厄德瑞克构建了许多生物象征符号，这些生物象征包涵了印第安文化传统中对大自然的理解和界定，并在作品中协助建构了作品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文化特征，生物象征在这里作为印第安文化传统中一个独特的亮点，对印第安文学独立身份的构建起到了很好的标识性作用，对当代印第安作品的生物象征解读在一定层面上有助于揭示厄德瑞克等当代印第安作家在白人主流文学中所采用的斗争技巧。在多元化文学日益繁荣的今天，通过本民族传统建构自己的民族文学身份，从而在以往边缘化的文学领域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是包括印第安文学在内的各种边缘文学所采取的中心化策略。生物象征策略作为文化身份重建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在甚嚣尘上的文化殖民中作为一种对抗策略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犹太裔文学研究组
文学译介混淆犹太教、基督教案例剖析――以艾·巴·辛格作品为例
傅晓微
（四川外语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随着国内犹太文化热的升温，文学译介中误读犹太教信息，用基督教术语翻译、诠释犹太教的错误逐渐暴露出来。比如2004年出版的一本编译的《塔木德》中将英文本犹太教典籍中大写的Fathers(圣贤、先辈)统统译成“神父”这一东正教、天主教的教职称谓，把犹太教圣经Torah译作“《圣经·旧约》、《旧约全书》”，加上书中大量类似的用基督教术语错译现象，以及众多的宣传耶稣神性、三位一体、圣母玛利亚等基督教教义的插图，将《塔木德》这部神圣的犹太教典籍变成了犹太教、基督教的大杂烩。当混淆两教的错误在公认的权威性译作中出现的时候，对读者的误导和对翻译界形象的伤害就更严重了。为此，本文拟以辛格的翻译、研究为例，辨析当代文坛在翻译、介绍犹太文学中出现的混淆基督教、犹太教的几种具有代表性误译、错译现象及其社会文化原因。
伯纳德·马拉默德作品中的生命意识的文化探源
师彦灵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探索是许许多多现代作家，尤其是二十世纪美国犹太作家共同关注的命题之一，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对生命的意义进行诠释。作为一位以促进人类文明为己任的著名作家，马拉默德对这一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该论文将以马拉默德早期、中期、晚期的多部作品，如《店员》和《新生活》、《基辅怨》和《修配工》、《杜宾的生活》和《房客》等为依据，同时，以其他作家，如自然主义作家、马拉默德同时期的其他犹太作家（如索尔·贝娄）为参照，揭示马拉默德作品所表现出的独特的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是与马拉默德的犹太文化背景紧密联系的。负罪—赎罪是犹太人生命实践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犹太人在现世生活中具有恒定性质的命运定式，即使在现代美国犹太人的生活中，它也达到了一种潜在和深刻的实现。当然，马拉默德作品对现代美国犹太移民生活中的这一根本问题的探索，在承继和运用犹太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融入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内涵，因此，他对生命意义的阐释，不是对犹太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一种超越和演化，在这种超越和演化中，实现了历史与现代的联结。
受难的人生，拯救的虚妄——评贝娄小说的主题模式
王玲
（哈尔滨工业大学外语系）
本文分析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犹太作家索尔·贝娄的四部代表小说《赫索格》、《洪堡的礼物》、《雨王汉德森》和《只争朝夕》的主题模式。文章指出：1. 无论穷富与否，职业如何，贝娄笔下的男主人公无一不是痛苦的精神受难者。他们或者离群索居，或者远走他乡，即便生活在喧哗的大都市，他们也是最寂寞的人群，与社会格格不入。2. 尽管承受着苦难，贝娄的男主人公仍然不失为物质至上的美国社会的罕见的精神追求者。他们受难的根源主要在于他们的理想主义倾向。他们执著地追求理想，用严格的道德规范衡量自己的行为，也因此对自己和他人做出了不正确的判断。3. 在小说的结局部分，主人公似乎在不同程度上找到了解救自己的方式。国内外学者多用“超越黑暗，臻达光明”之类的词汇来评论这种结局，并将其归结为贝娄的乐观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产物。本文对这种结论提出质疑，指出贝娄的男主人公终究难以挣脱束缚，他们只是在无可奈何中寻求自欺欺人的“假弥赛亚”的现世安慰，小说结尾的建构也不过是迷惘中贝娄思忖出来的权宜之计。总的来讲，无论是受难还是弥赛亚拯救的虚妄，贝娄小说的主题模式都印下了犹太文化的烙印。
索尔·贝娄小说的伦理指向
祝平
（苏州科技学院外语系）
本文试图在细致的文本分析基础上，探讨贝娄小说的伦理指向和道德意义，揭示贝娄小说的 “肯定”伦理观，即对个人、群体和人类的不灭信心。本文还指出，贝娄对世界和人类的肯定并不同于浅薄的乐观主义，他并不简单地声称世界是纯然美好的。他的肯定伦理是腾升于阴郁的悲观氛围之上的，是一种在悲观事实中的理想乐观主义，是一种饱含着责任感的肯定伦理。贝娄并不回避描写人的异化、人的精神困境和危机，但他并不让他的主人公在逆境中沉沦，他拒绝接受虚无主义，拒绝相信现代社会会彻底分崩离析，他不接受永久的荒诞性。他一方面批评强大的社会力量对个体的挤压，同时又反对极端的个人主义，反对将自己孤立起来，不作为。他让主人公不断进行精神探索，认识自我，学会和世界相处，找到一条既不逃避现实，又不附和时代的疯狂，既生活于现实之中，又独立于时弊之外的理想而艰难的道路。这样，他就赋予在异化、孤独、危机境况中的主人公以希望，即在否定性的陈述中贯穿着肯定的主旨，并最终使美好的人性、高尚的价值观念和对人类的信仰获得胜利，使人们在乌云背后看到一丝希望之光。这也许正是贝娄小说积极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论菲利普·罗斯的《再见吧，哥伦布》体现的商品文化的限制
林莉
（厦门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
菲利普·罗斯是新一代犹太小说家的杰出代表。罗斯早期的创作风格细腻，观察敏锐。他在1959年发表的短篇故事集《再见吧，哥伦布》获得1960年全国图书奖。这个故事集向读者提供了深刻的内容和一些独特的意象。读者可以从中看到美国20世纪50年代商品文化的贫乏，可以意识到那个年代美国青年实现财富、社会地位、成功甚至是爱情梦想的种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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